《黄鹂》是现代著名作家孙犁的一篇较为含蓄的哲理散文，其中，黄鹂的形象和文章的主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教师用书认为，黄鹂是“文学艺术家的化身”，文章借黄鹂“谴责那种戕害文艺事业的极左政策”；并指出，史同志、皮衣人、卖鸟老头儿都代表破坏文艺发展的极左错误。
该说法的根据主要是把篇末的“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主观地理解成“作家与创作环境”的关系。
其实，只要我们稍微推敲一下篇末的最后3个句子就不难发现，“景物一体”，就是艺术上的形象(“物”)和环境(“景”)的完美结合，是艺术创作理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更是众所周知的艺术形象与环境的合谐统一；所以末句总结出的艺术上的“境界”显然是指前面的“景物一体”和“两个典型”等艺术境界，是艺术作品中形象与环境的关系，绝不是生活中作家与创作环境的关系；它讲的是艺术创作规律问题，绝非影射时事。
如果再从全文整体看，作者在第3段就用了一句总领全文的议论：“因为职业的关系，对于美的事物的追求，真是有些奇怪，有时简直近于一种狂热。”这样，作者就以对美的事物的追求为线索，叙述了4次见到黄鹂的片断；并且在写完最后一次见黄鹂后，又有了一句照应的议论：“这里的乍雨乍晴的天气，使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这是一种极致。”这样，全文写黄鹂，表达出的是对美的追求，并领悟到美与环境的关系；又由黄鹂的美与环境的关系联想到各种事物的美与环境的关系，最后认识到艺术美的规律：形象与环境合谐统一。
另外，在教师用书的“有关资料”中讲到了孙犁的小说《吴召儿》，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作家(指孙犁)独特的人生追求和文学追求：‘文学是追求真善美的，宣扬真善美的。我们参加革命，不是也为的这些东西吗?我们愿意看到令人充满希望的东西，春天的花朵，春天的鸟叫；不愿意去接近悲惨的东西’，愿意写‘美的极致’，不愿意写‘邪恶的极致’。就这样，一只战场上的‘黄鹂’唤出了作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形成的独特的人生观和美学观。”在作者心目中，黄鹂是美的化身。
按教师用书的理解，文章表达了对文艺上的左倾错误的谴责，对文艺创作上的自由环境的期盼；艺术家发挥极致当在预示中的“江南春天”，当时不是，连抗战时也不是艺术家发挥创作极致的最佳环境。事实上，抗战时期，在文艺战线上，党“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孙犁自己也在《文字生涯》中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晚华集》，第100页)另外，稍有中外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艺术极致的产生往往是在动荡时期，如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五四”时期，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一个作家艺术才能发挥的极致也往往不是在安适处顺时，而常是在经历磨难时，屈原、李白、杜甫、鲁迅……莫不如此。可见这种理解也不符合文学史的实际。
综上所述，说黄鹂是艺术家的化身，文章表达了对创作不自由的现实的影射，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实际的理解应是：黄鹂是美的化身，文章借写黄鹂，表达对美的追求；作者通过黄鹂之美与环境的关系，领悟到艺术美的规律：典型形象与典型环境的和谐统一。这，或许才是黄鹂的形象意义和作者写作的真正意图。
(重庆市垫江县第六中学 石志坚)
摘自《语文教学通讯》200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