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闻一多开始走上诗坛。人的命运有时候是很难说的。如果从多少年以后的结局中再回头审视当初的人生之路，人们常常会别有一番感慨。闻一多初上诗坛的时候，心目中只有三个诗人，即郭沫若、田汉和徐志摩。这三个人当中，除了徐志摩去世较早外，其余两个被闻一多看上的诗人，最终都和他走了同一条道路。虽然艺术和政治没有必然联系，但在闻一多早年的朋友当中，和他有20多年交情的梁实秋，最后还是没能与他走到一起。当然，这当中有多少是偶然又有多少是必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早年闻一多对鲁迅也没有他后来那样的认识，他是先有了政治上的认识，进而才对鲁迅重新做了评价。事实上，到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对自己早年的许多认识都否定了。
胡适不仅是中国新诗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庚款留美的学生，按说闻一多应该和他走到一起，就像他与梁实秋那样，但结局是，闻一多一生当中，对胡适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好感，并且他们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所以有这样的结果，让人们不能不想到，也许他们当初对新诗的认识中就隐含了一些他们在气质和精神上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可能还不光是来自艺术的，不然很难想象同出清华又同有留美背景的闻一多怎么会最终没有和胡适走到一起，倒与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田汉成了同道。
对于胡适，闻一多当时并没有从政治上去评价他，他只是在有关新诗的研究中常常提起胡适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为什么要做新诗？》，另一篇是《谈新诗》[1]。从他的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闻一多对胡适在新诗上的认识是很不以为然的。青年时代，闻一多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凡提到胡适，多数都很轻蔑。在《〈冬夜〉评论》中他就说过：“胡适之先生自序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由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鸣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词曲自身的章节。”[2] 在《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中，他说：“胡适教授苏曼殊大师都译过一点拜伦，但那都是些旧体的文字。”他在给吴景超和梁实秋的一封信中还说过：“感谢实秋报告我中国诗坛底情况。我看了那，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的胡适先生啊！你在创作界作俑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3]闻一多在给其父母的一封信中还有过这样的话：“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4]
当然，这里所描叙述的闻一多和胡适的关系，只是今天的一点观察，而非一定要用这点观察来推断闻一多后来变化的必然性。不过，1944年，闻一多在昆明的一次会议上，对于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还是说了很公道的话，他向大家建议：“利用杨振声先生渡美之便，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于硕果仅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之先生转致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5]
20世纪20年代初，闻一多还没有直接和胡适打过交道，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闻一多参加了“新月”的活动，才和胡适常常见面，并有了交往，但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正常。
1930年7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六次年会在南京召开，秘书长是胡适，也就是那次会议，决定将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改为编译委员会，胡适任委员长。当时胡适提名13人为编译委员会委员，其中就有闻一多。这13个人分别是丁文江、赵元任、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丁西林、姜立夫、胡先驌、王璡 、胡经甫、竺可桢。[6]
1931年，胡适过青岛，和闻一多见了面，并喝了酒。后来，为了实现翻译莎士比亚著作的计划，胡适还给闻一多、梁实秋写过信，告知决定成立一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委员会，五位译者分别为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和梁实秋，并计划请闻一多任主任。[7]后来，胡适就此事给梁实秋写信时，还多次问到闻一多，态度都十分友好。可惜，闻一多志不在此，最终没有接这项工作，只有梁实秋历时多年，以一人之功完成了这个计划。
从胡适20世纪30年代初对闻一多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当年闻一多的思想状态。应该说，他和“新月”的朋友们还是很有一些共同之处的。而那个时候，他和鲁迅却没有任何联系。闻一多说过：“我跟鲁迅先生从未见过面，不过记得有一次，是许世英组阁的时候，我们教育界到财政部去索薪，当时我也去了，谈话中间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话最多，我是一向不喜欢说话的，所以一句也没有说，可是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长胡须的人也不说话，不但不说话，并且睡觉。事后问起来，才知道那位就是鲁迅。”[8]
20世纪 30年代时，闻一多和胡适等一班人来往很多，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却开始怀念鲁迅，这很让人深思。
像多数青年人一样，闻一多年轻的时候也很想出人头地。21岁时，他曾在日记中写下过这样的话：“自兹铲拔野心，降志雌伏，优游世圃，宽厚岁时，未必不能出人头地。”[9]“五四”运动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它的一个重要影响在文学方面。学生时代的闻一多也被时代的激情所感染，那时，他最想成为的大概就是一个诗人了。
1920年9月，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新诗《西岸》，之后大约又发表了六首。那时，他还编了一本自己的诗集《真我集》。闻一多积极参加文学活动也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段时间里。他与梁实秋合作的《〈冬夜〉〈草儿〉评论》就是以清华文学社的名义出版的。说是出版，其实就是自己印出来。闻一多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上相对来说还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如果一个青年想在文学上有所作为，他可以有许多方法，而不要受社会的各种束缚。“五四”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 一批人几乎都出现在那一时期，除了个人的原因外，政治和文化上的相对自由，应该说是“五四”时期的一个基本特点。文化上的相对自由就是一个人可以有多种选择，此路不通，就另选他途。从这个角度讲，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的变化与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有关，因为一个人青年时代的生活，在人的一生当中影响很大。出身清华、经历过“五四”时代的闻一多，享受过相当的自由和民主，因此，一旦社会环境出现逆转，他是不能忍受的。
《〈冬夜〉〈草儿〉评论》的出版，可以说是青年闻一多经历的一次言论自由的体验。梁实秋回忆说：“这一篇文章的底稿交由吴景超抄了一遍径寄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不料投稿如石沉大海，不但未见披露，而且原稿也屡经函索而不退回。幸亏留有底稿。我索性又写了一篇《〈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清的诗集，当时与《冬夜》同样的有名，二稿合刊为《〈冬夜〉〈草儿〉评论》，由我私人出资，交琉璃厂公记印书局排印，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于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10]可以想象闻一多他们那时做事的方式，如果没有那样的历史条件，闻一多和梁实秋他们想在文坛出头实属不可思议。闻一多常说“五四”运动给他的印象太深，这也是不难理解的，那个“深”恐怕不是别的，就是“五四”时代自由和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它在道义上的不可怀疑。这也因此成了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情结，青年时代了解的自由和民主的深意，不仅成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而且成了他们的道德信念，也就是说，在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看来，不自由不民主的生活是不能想象的。
闻一多于1922年去美国留学后，最先向《创造》等杂志投稿。他也是个性情中人，因为喜欢郭沫若的《女神》，所以很想和创造社的人建立联系。那时，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快出版自己的诗集。他急于出版自己的诗集有两个意思：一是他想通过出版诗集能在经济上有所收益；二是尽快在文坛上立足。当时，在美国的他给父母写信说：“我现在极想从著作中找点经济的发展，一桩这是我对于家中应尽的义务，二桩我的程度如今可算很够了。舒天弟底成绩我很羡慕，但我并不怀疑我自己的造诣很属特殊。《红烛》我期于明年出版。我希望定有点收入，虽是我的希望并不很大。”[11]青年闻一多对于经济的考虑也是我们分析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从闻一多青年时代写给他父母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很敏感的人，由于对家庭有非常强的责任感，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渴望早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闻一多留美之前，已经成了家，而且也是遵父母之命完成自己的婚姻的，在这一点上，他也有过痛苦，但最终还是从了父母。这或许就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亦即我们常说的，他们在思想上现代，而在行为上却很保守。鲁迅、胡适都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