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他在美国时，经济上已经不是很宽裕，时常向梁实秋借钱，可见，虽然闻一多也出身乡绅之家，但他的经济情况却并不怎么富有；第二，他是一个在经济上较早有了负担的人。对于一个在外的留学生来说，这些都难免不会在闻一多的心理上产生一些影响。他曾对他的父母说：“大概在《红烛》未能出版以前，我省下的钱不能寄回。《红烛》卖的钱同他种著作底收入，统归家中子弟教育费用之用。请家中不要着急，书呆子快要收利钱了！孝贞计应分娩矣。千万须为伊雇乳母，以名分伊读书之工。”[12] 由此可见，闻一多在美国急于出版诗集的意图非常明确，他说过：“我决定归国后在文学界做生涯，就必须早早做个名声出去以为预备。多半三年（美术学院毕业）我即归国，‘未雨绸缪’未为过也。”可见，他那时想的就是“立刻将《红烛》送出去，不然我以后的著作恐怕不容易叫响”。为了出版《红烛》，闻一多可以说是费尽了苦心，他先是托他的十哥到亚东和泰东书局打听在那里印新诗集有些什么办法，咨询如果作者在他们那里出书，他们能否同作者分任印费，或替作者完全承担印费，将来的收入少分一些给作者。他还告诉他们，到亚东就问《草儿》《冬夜》《蕙的风》是用什么办法出版的，到泰东就问郭沫若的《女神》是如何出版的。为了能“早早做个名声出去”，闻一多对诗集《红烛》做了非常精心的安排。首先，他要在作品的数量上显得比别人多一些，他说：“屡经删削，尚余百零三首。以首数言，除汪静之《蕙底风》，无有多于些者。”为了让诗集更好，闻一多还请他的朋友梁实秋帮他选择。他还想让梁实秋为他的诗集写序，因为他那时还请不到更有声望的人来给他写。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我想想我们很可怜，竟找不到一位有身价的人物替我们讲几句话，只好自己互相介绍了。”
最终，《红烛》的出版还是因了郭沫若的推荐，于1923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红烛》的封面也像《女神》一样，没有什么装饰，而且印得并不好，闻一多为此曾发过一些牢骚，不过诗集总算出版了，这在闻一多一生当中，也可说是一件大事。对此，他在一封家信中这样说：“我埋伏了许久，从来在校外的杂志上姓名没有见过一回，忽然就要独立的印出单行本来，这实在是有点离奇，也太大胆一点。但是幸而我的把握拿稳了，书印出来，虽不受普通一般人的欢迎，然而鉴赏我们的人倒真是我们眼里的人。”[13]那时的闻一多，想法还 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在文坛只求打出一条道来”，他的更大的希望也只是以后能在诗坛有大作为，因为他已“做了个名声出去”。
[1]《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38页。
[2]《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64页。
[3]《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97页。
[4]《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131页。
[5]《闻一多年谱长编》第715页。
[6]《闻一多年谱长编》第387页。
[7]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963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
[8]《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350页。
[9]《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415页。
[10]《谈闻一多》第9页。
[11]《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109页。
[12]《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109页。
[13]《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