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在美国的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和“大江学会”的关系。因为“大江学会”虽然是一个留学生自己组织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团体，存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这个为时不长的组织，对于我们了解闻一多他们那一代留学生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底色很帮助，因为那是一个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团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结之所以那样的强烈，我们不仅可以从闻一多身上看出，同样也可以从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看出，只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现得更强烈和执着，而另一些人则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逐渐改变了自己原有的 想法。
1923年，闻一多和罗隆基等留美学生在美国成立了一个接近于政治的组织“大江学会”，关于这个学会的组织和主张，1924年2月24日，罗隆基在给他的清华同学施滉的一封信中曾做过较为详细的介绍，他说：“大江”的宗旨为本“自强不息的精神，持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协作的方法，以谋国家的改造”。在解释“大江”的性质时，他说[1]：
“大江”非正式社交的盟社“Fraternity”。社交式的盟社是不讲主张的，我们是崇奉一定的主张的。社交式的盟社是要升平日互相提携的，我们是要改造中一同奋斗的。简言之，前者主共安乐，后者主共患难。社交式的盟社得失姑不论，若大江学会有以“互相提携”“彼此引援”为目的者，天厌之！天厌之！
“大江”非政党。我们不反对政党，并且承认政党为政治生活上应有的活动。但政党有政党的范围，政党有政党的手段。政党的范围，是限于政治，“大江”决不限于政治的活动。政党改造的手段是要争立法院的多数，掌行政部的全权，我们的手段，决不限于此。今日的“大江”必非政党的性质。
上面说过，我们的组织，是以主张为结合。大江会会员的极大多数是崇奉国家主义的“Nationalism”。说我们是一种国家主义者的联合，亦未始不可。我们的国家主义，有我们学会里自己的解释，历史上引用的意义，只可供我们的参考，不能包括大江学会的国家主义。这些事不能详细奉答，待《大江杂志》出版后再奉教。
我们承认我们受了环境污的刺激，我们思想改变了一些。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清华生活是“目光如鼠”的。我们从前是学生里的小政客，是不能持“诚恳忠实”的态度的，我们现在誓守“诚恳忠实”的态度；我们从前是学生里取极端个性主义者，是不能用“积极合作”的方法，我们现在誓用“积极合作”的方法。我们更觉得“己国无和平的国民，不配谈世界和平主义”，我们现在誓奉国家主义，“国治而后天下平”的路径，以达到国际主义的目的。
我们这学会是组织伊始，我们的会员，都是平庸的分子，现在没有什么成绩可以告人，成功失败不敢预料。我们这种奋发，是激于尽忠团体的一点真诚。我们是国家主义底下的奋斗者，我们同时是清华的忠心分子，我们亦是清华同学会的忠心分子。凡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们，我们即愿持“诚恳忠实”的态度，与之谋“积极的合作”。我们所祷求于清华同学者：鼓励我们，不要讥笑我们；指导我们，不要猜疑我们。
不过，大江学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大江》杂志也只出了一期，但我们从罗隆基所阐述的大江学会的宗旨可以看出，当年那些由清华放洋的留学生，在美国并没有停止思考，也并没有因为远离故土就不再关心自己祖国的事，他们对于自己当年在清华的活动有很深刻的反省。大江学会的成员多数是当年清华学生运动的主力，他们的反省来得较早，当时罗隆基和闻一多他们都不过二十五六岁左右，在这样的年纪，能及早地反省刚刚过去的清华生活，实属不易。对于罗隆基在大江学会的这一段经历，20世纪40年代末，梁实秋在他的《罗隆基论》中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罗隆基本是一个很单纯的爱国主义者。他在外国读书的时候，眼看着华侨受外人欺侮，他自身也感到外人的歧视，尤其是在以种族偏见最深的美国为尤然，所以他很自然的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和他的朋友们，便组织了一个'大江会'，宣言是他主稿的，里面有这样的字句：'任何国家，苟其国民之国家观念不发达者，必被帝国侵略主义所歼灭。任何国家，苟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中国目前之变乱，其要因为何？曰：外人之阴谋耳。进言之，外人帝国侵略主义之阴谋耳。''我中华民族爱和平，我中华民族更爱人道，我中华民族主亲善，我中华民族主正义。为人道而奋斗，我们不惜杀身以成仁，为正义而拒争，我们不惜舍身而取义。先国家而后一切，舍国家外愿牺牲一切，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与统一，是则我辈之所愿也。'”[2]
闻一多在美国的时候，和罗隆基的思想很相近，可以说那时他们都是国家主义者，并且他的国家主义建立在爱国这一点上。纵观闻一多的一生，他的这个底色一直没有变，无论他后来的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转化，他本人一直都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
闻一多从美国回来以后，一直过着学者和诗人的生活，基本是一个书斋型的知识分子，并且因为生活非常安定，他那时对他的老朋友罗隆基依然那样热心政治还很反感，他又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严格而论，闻一多那一代留学美国的清华学生，思想上并不僵化，他们也都曾激进过，但当他们从美国回来，多数人早已对自己青年时代的激进思想进行了清理，这大概也是大江学会成员后来多数弃政治而改就学术一途的原因。
[1]《闻一多年谱长编》第225、226、227页。
[2]《世纪评论》第2卷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