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是一分神来，九十九分汗下。”爱迪生这句话用在文艺上也极确当。我们熟闻“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等语；我们知道薛道衡登吟榻构思，闻人声便怒。陈后山作诗，家人为逐去猫犬，婴儿都寄别家的故事；还有秃尽眉毛的，踏翻醋瓮的，钻入深草和爬上树杪的种种笑话。这无怪他们的诗句是那样精金似的光泽，水晶似的透明呀！无怪乎他们的技巧是那样“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的浑然天成呀！哪有高深精美的创作，不由惨淡经营而就呢。
在文学革命的过渡时代，旧的声调格律完全打破了，新的还没有建设起来，于是什么卤莽灭裂的现象都出来了。我们只见新诗坛年年月月出青年诗人，我们只见新诗一集一集粗制滥造出来，比雨后春笋还要茂盛。许多读者对新诗失望，这原是不足为奇的事。
有一位抱着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和“颇学阴和苦用心”作新诗的诗人，使读者改变了轻视新诗的看法，那便是闻一多。
徐志摩初期的作品，有时为过于繁富的辞藻所累，使诗的形式缺少一种“明净”的风光，有时也为作者那抑制不住的热情——所谓初期汹涌性——所累，使诗的内容略欠一种严肃的气氛，但闻一多的作品，便没有这些毛病。徐氏诗的体裁极为繁复，作风也多变化，清丽如《问谁》《乡村里的音籁》；凄艳如《朝雾里的小草花》《在山道旁》；秀媚如《她是睡着了》；腴润如《沙扬那拉》；瑰奇如《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五老峰》；豪放如《这是个懦怯的世界》《破庙》；粗犷如《灰色的人生》……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朴素的，淡远的，刚劲的，崇高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假修饰，全是真性情的流露；不必做作，全是元气的自在流行；不讲章句法，全似流水的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像《为要寻一颗明星》《落叶小唱》《卡尔佛里》《一条金色的光痕》……至于后来的《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十分之七都是。也可以说徐志摩初期作品尚有蹊径可寻，后来则高不可攀了。前期虽然蜕脱了旧诗词的声色和形体，我们到底还同它们有些面熟，好像在儿子脸上依稀认出祖父的声音笑貌一般，后期作品则完全以另一面目出现了。
闻一多的作品便和徐志摩后期有些相近，我们对于它们是陌生的，读到它们时，有乍遇着素昧平生的客人，不知不觉将放肆姿态敛起，而生出肃然起敬的感觉。
闻一多第一本诗集《红烛》便表现了“精练”的作风，他的气魄雄浑似郭沫若，却不似他的直率显露；意趣幽深似俞平伯，却不似他的暧昧拖沓；风致秀媚似冰心，却不似她的腼腆温柔。他的每首诗都看出是用异常的气力做成的。这种用气力做诗，成为新诗的趋向。后来他的《死水》更朝着这趋向走，诗刊派和新月派的同人，也都朝着这趋向走。论到他诗的特色，我以为有以下几项：一、完全是本色的新诗初起时以模仿西洋诗为能事，郭沫若的作品，不但运用西洋典故，竟致行行嵌用西洋文字，末流所至，使新文学成为中西合璧之怪物，闻一多于此事非常反对。在他批评郭沫若诗的文章《女神之地方色彩》中，先论当时新诗人迷信西洋诗之害，最后他说：“但是我从头到今，对于新诗的意义似乎有些不同。我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洋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还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它要做成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闻一多最重要的主张是教新诗人不要忘记我们的“今时”和我们的“此地”。他的作品便切切实实履行这个条件。我们不信来看吧——他的剑匣镶嵌的是白面美髯的太乙、雷纹镶嵌的香炉、玛瑙雕成的梵像、弹着单弦古瑟的盲子；又有盘龙、对凤、天马、辟邪、芝草、玉莲、万字、双胜等等图案。他的宝剑的功用，不学李广的射虎、李白的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抽刀断水、汉高祖的斩白蛇、杀死无数人而又自刎乌江的楚霸王……他坐在艺术的凤阙里，便以垂裳而治的大舜的皇帝（《剑匣》）。枯瘦榆枝，印在鱼鳞的天上，像僧怀素铁画银钩的狂草，涂满一页淡蓝的朵云笺（《春之首草》）。小小轻圆的诗句，是些当一的制钱（《诗债》），红荷是太华玉井的神裔（《红荷之魂》），明星是天仙的玉唾，是鲛人泣出的明珠（《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幸福的朱扉守者是金甲紫面的门神，壮阁的飞檐，像只大鹏翅子而有A字格的矗ā段沂歉隽髑簟罚吹*带着珠箔银条（《寄怀实秋》），相思的关卡插着红旗子。袅袅的篆烟，又是淡写相思的古丽文章……完全是中国的典故，中国的辞藻；所用来作为譬喻的也完全是中国的人物和中国的器用，运用的也完全是中国的事件。不过《红烛》还偶尔有“维纳司”、“波西米亚”、“Shylock”、“Notredame”、“FraAngelico”、“LaBoheme”等字样，至《死水》则完全看不到了。
闻一多有个东方的灵魂，自然憎恶欧美的物质文明，所以对于他们的文艺，也不像别人那样盲目的崇拜，不管好坏只管往自己屋里拉。有时候他觉得“东方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我们不要被叫嚣犷野的西方人吓倒了。”在《忆菊》里，他更大发赞美祖国的热情：“庄严灿烂的祖国”、“如花的祖国”，都在诗人笔底涌现。他之反对西洋色彩岂不是自然的事吗？照我个人的意见，运用外来文字应当慎重考虑，至于外来典故术语等等，可救固有文字之窘乏，只有欢迎，决无反对之理。好像印度文化人中国后，文化也起变化，现在有许多言语便是从佛典上来的。即如闻氏所用“罡风”、“天堂”、“地狱”也不是六经上找得出的名词，难道可以因为它们入中国较早，便用之不疑吗？又如《诗债》之Shylock（“莎氏乐府”犹太商人歇洛克）也极好，这种标准的盘剥重利者，中国似乎是少有的，要用，只好向莎氏乐府去借了。若嫌Shylock是西字，则可改用译音“歇洛克”。其他西洋文字或译音，或译义而附注其原文，并无不可。
二、字句锻炼的精工 作风精炼，无不由字句用法和构造讲求而来。别人拿到一块材料随意安排一下便成功了一件作品，精炼作文则须放在炉中锻炼，取到砧上锤敲，务使一个个的字都闪出异光，一句句的话都发出音乐似的响亮，才肯罢手。别人因为泥像容易塑，都去塑泥像，并且往往只捏个粗胚了事，精炼作家则偏去雕刻云母石像，运凿，挥斧，碎石随着火花纷飞，先成了一个粗陋的模型，再慢慢磨琢，慢慢擦拭，然后从艺术家辛苦的劳力下，坚贞的思想里，产出一个仪态万方的美人形象。
（１）字法如“这样肥饱的鹑声”之“肥饱”二字，“一夏的荣华，被一秋的馋风扫尽了”之“馋”字，“萑泥到处啮人鞋底”之“啮”字，“路灯也一齐偷了残霞”之“偷”字，“他从咬紧的齿缝里泌出声音来”之“泌”字，“在方才淌进的月光”之“淌”字，“好容易孕了一个苞子”之“孕”字，“绿纱窗里筛出的琴声”之“筛”字。
（２）句法如“高步远踱的命运”，“月儿将银潮密密地酌着”，“神秘的生命在绿嫩的树皮里澎涨”，“一气酣绿里，忽露出一角汉纹式的小红桥，真红得快叫出来了”，“天是一个无涯的秘密，一幅蓝色的谜语”，“游到被秋雨踢倒了的一堆烂纸似的鸡冠花上”，“A字格的窗棂里泻出醺人的灯光，痪埔话愕孽Α保昂推津榉谌巳诵睦铩保*“北京城里底官柳裹上一身秋了罢”。
三、无生物的生命化 闻一多做诗惯用譬喻，而尤喜将没有生命的东西赋之以生命。这样作法，中国旧诗人惟苏轼擅长。孩子的眼睛看宇宙一切都是活的，有情感的，诗人也像小孩子，常把非人之物加以“人格化”或使它“活起来”。闻氏诗如“几朵浮云仗着雷雨的势力，把一天底星月都扫尽了。一阵狂风叫喊来要捉那软弱的树枝，树枝拼命地扭来扭去，但是无法躲避风的爪子”，“凶狠的风声，悲酸的雨声”，“风声还在树里呻吟着，泪痕满面的曙天，白得可怕”（《雨夜》）；“高视阔步的风霜，蹂躏世界，与森林里，抖颤的众树，战斗多时”（《雪》）；“可是磕睡像只秋燕，在我眼帘前掠了一周，忽地翻身飞去了，不知几时才能回来呢”（《睡者》）；“太阳辛苦了一天，赚得一个平安的黄昏，喜得满面通红，一气直往山洼里狂奔”，“单剩那喷水池，不怕惊破了别家底酣梦，依然活泼泼地高呼狂笑，独自玩耍”（《黄昏》）；“一双枣树影子，像堆大蛇，横七竖八地睡满了墙下，屋角底凄风，悠悠叹了一声，惊醒了懒蛇，滚了几滚；月色白得可怕，许是恼了！张着大嘴的窗子又像笑了”（《美与爱》）；“你看：又是一个新年——好可怕的新年——张着牙戟齿锯的大嘴，招呼你上前；你退既不能，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攒”（《十一年一月二日作》）；“东风苦劝执拗的蒲根，将才睡醒的芽儿放了出来。春雨过了，芽儿刚抽到寸长，又被池水偷着吞去了”，“丁香枝上豆大的蓓蕾，包满了包不住的生意，呆呆地望着寥阔的天宇，盘算他明日的荣华，仿佛一个出神的诗人，在空中编织未成的诗句”（《春之首草》）；“阴风底的冷爪子刚抓过饿柳的枯发，又将池里的灯影儿扭成几道金蛇。站在山腰下佝偻可怕的老柏，拿着黑瘦的拳头硬和太空挑衅，失睡的蛙们此刻应该有些倦意了，但依旧努力地叫着水国的军歌”（《初夏一夜底印象》）；“一个迟笨的晴朝，比年还现长得多。像条懒洋洋的冻蛇，从我的窗前爬过”，“傲霜的老健的榆树，伸出一只粗胳膊，拿在窗前底日光里，翻金弄碧，不乐奈何”（《晴朝》）；“成了年的栗树，向西风抱怨了一夜，终于得到了自由，红着干燥的脸儿，笑嬉嬉地辞了故枝”（《秋色》）；“秋在对面嵌白框窗子的，金字塔似的木板房子檐下，抱着香黄色的破头帕，追想春夏已逝的荣华，想到伤心时，飒飒地洒下几点黄金泪”（《秋深了》）；“铅灰色的树影，是一长篇的恶梦，横压在昏睡着的小溪胸膛上。山溪挣扎着，挣扎着……似乎毫无一点影响”（《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