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抗战期间闻一多靠治印补贴日用）
在20世纪20年代以诗集《红烛》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在40年代成为“民主斗士”倒在血泊中。综观他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充满急剧的变化：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也由对共产党的长期不理解转而成为党的忠实信徒。
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在清华，他发起成立了好几个文学艺术社团，以呼应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替宗教说”。他在《美司斯（Muses）宣言》中声称：“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惟一方法。”
当时正在崛起的白话文运动，使他开始尝试新诗创作，并与梁实秋等人创办了小有影响的“清华文学社”，为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到美国留学后，闻一多虽曾与一些清华同学创立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以慰故国之思，但并无具体活动便旋告解散。他依然沉潜在美术与文学之中，且于1923年秋在国内出版了诗集《红烛》，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1925年6月，豪情满怀的闻一多回到动荡不安的祖国，与徐志摩等利用《晨报》副刊每周出《诗镌》一次，继续进行新诗探索。由于他们讲求修辞，用律严格，后来被称为“格律派”，为新诗早期发展的三大流派之一（另两派为自由派与象征派）。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死水》一诗，努力想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统统融于诗中。徐志摩曾坦承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受到过闻一多的启发，他说：“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闻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正当闻一多沉醉在象牙塔之中时，奉系军阀于1926年4月攻入北京，枪杀著名报人邵飘萍，大肆迫害文化人。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势中，他只得举家返乡，之后来到上海，在作为国家主义立足之点的政治大学谋一教职。北伐军旋即攻入上海，封闭了政治大学，紧接着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事变。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国学的奇特功能
抗战初期，在云南的西南联大教书时，闻一多仍苦读不辍，除上课外平日很少下楼，以至友人皆劝其“何妨一下楼呢”，结果得到“何妨一下楼斋主人”的雅号。作为学兼中西的诗人学者，闻一多的研究范围既广且专，研究门径则别开生面。他从唐诗开始做起，不断上溯，对《诗经》、《周易》、《楚辞》，远古神话和金文甲骨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值一书的是，他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校勘之学与西方现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熔为一炉，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其成就迅速享誉学界。
在闻一多之前，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政论高手一转而为国学大师；以宣扬“西化”闻名的胡适却又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尽管各人情况都有不同，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却有十分相似的背景。“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确具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而钻研国学，历来似乎就是文人学者的“天职”。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和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闻一多在彷徨中曾向人倾诉：“不能适应环境，向外发展之路走不通，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
同样，胡适曾多次以德国文豪歌德在祖国垂危之时仍潜心学术为例，称赞说：“每遇着国家政治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以拯救自己。”但另一方面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而又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胡适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时而说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时而说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当闻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呐喊时，对自己的“钻故纸堆”，又作出如下辩白：“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它们的作用并不一样。”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确有它的奇特的功能。
曾站在革命对立面
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他回国后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20世纪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九·一八”事变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三次爆发学潮。每次学潮，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闻一多当年清华的同窗好友，后又一同赴美留学的罗隆基回国后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曾因争自由、民主、人权及对国民党进行严厉的抨击而入狱。对罗隆基的言行，闻一多颇不以为然，在1934年甚至正言厉色指责罗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很多教授反对，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谴责张学良，而执笔者，正是十余年后以“宁肯饿死，不食美援”著称的朱自清。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活动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显得怒气冲冲。
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