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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闻一多诞辰１００周年笔谈,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生涯并不长，只是从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诗集也只有《红烛》和《死水》两本，此外的零星诗作屈指可数（《奇迹》、《渔阳曲》、《教授颂》、《政治家》等）。但他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选择。闻一多属于“诗与人合一”型的诗人，他的诗不是生命的余裕，而是生命的宣言。他的生命是一首节奏强烈，富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昂扬的诗。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闻一多写下了《文艺与爱国》，文中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伟大的死等于伟大的诗，闻一多终于以生命实践了这一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激烈言行明明有着招致死亡的极大危险，但他却似乎视而不见，甚至是迎着死亡无畏地前行。对于自身所处的法西斯恐怖环境，闻一多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不像一些糊涂的学者或者别有用心的文人那样认为国民党是保护民主自由的党，共产党是摧残民主自由的党。当“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教授紧急会议上愤怒地说道：“鲁迅先生说民国十五年的‘三·一八’惨案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还有更凶残更黑暗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卫兵，是在执政府门前向徒手的学生开枪；‘一二·九’的时候，北平的军阀是在大街上行凶；‘一二·一’的昆明，竟全副武装杀到学校里面来了。这是最野蛮最凶残的恐怖统治！我们为人师表的人，一定要支持学生，抗议这个暴行……”
在刻于昆明“四烈士之墓”墓壁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闻一多强调，“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四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死亡观，与他早期诗作中的死亡观是一脉相传的。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闻一多认为李公仆的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他最后庄严宣布：“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时，闻一多已经明知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继李公仆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又亲眼看见特务就在会场上的人群之中，但他竟然一再用强烈的挑战口气向特务主动进击。他说：“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演讲中多次使用“你”和“你们”这样的第二人称来直接呼唤“特务”和“反动派”。讲演中对李公仆之死的悲痛只占很少部分，而大部分是对“敌人”的斥骂和极端蔑视，对自己力量和勇气的展示与自豪。这个讲演所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在理智上是不难推测的，而闻一多又并非是缺乏这样的理智的人。所以，闻一多在进行这场讲演时以及讲演结束后，关于死亡的种种意识活动，一定是他头脑中一个占据核心地位的兴奋点。《最后一次的讲演》的结尾几句话，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其奥秘或许就是从中已经可以感觉到闻一多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预感。这种预感不是充满着恐怖，而是怀着相当的兴奋，怀着一种宗教献身般的激动。就在这种激动的兴奋状态中，响起了冲锋枪的扫射声。闻一多的被残酷杀害，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当然是一件令人悲愤的暴行。但对于闻一多本人来讲，可不可以说，这正是他潜意识中最理想的结束生命的方式，他的生命，在冲锋枪子弹横飞的一刹那，奏出了激昂的最强音。
闻一多在《奇迹》中写道：“既然当初许下心愿，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轮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吹不熄灵魂的灯，愿这蜕壳化成灰烬，／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这奇迹，不就是对于死亡的赞美诗吗？闻一多出版了《死水》之后，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功夫潜心学术研究，实际上，他是在静候着那个奇迹，静候着那个雷劈火烧的一刹那。他所说的“蜕壳”，“异香”，“浑圆”，都是意指“涅ｐáｎ＠①”的境界。这个境界终于在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尖锐的搏战中来临了，闻一多纵身投入，完成了这一奇迹。
学术界一般将闻一多的一生划为诗人、学者、战士几个阶段，然后说他的思想在几个阶段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而经过我们较为细致地探讨了闻一多的死亡意识，则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闻一多的一生是非常完整的、统一的。诗人、学者、战士，不过是他外在的活动形式，而实际上终其一生，闻一多都是个“诗人”，是个把生命当作诗、用生命来写诗的诗人。他作为新月派格律诗的盟主，对诗歌艺术形式美的高度追求，对诗歌语言的精雕细刻，都基源于他对生命美、对死亡美的高度追求。他的艺术观和生命观，在唯美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合力中达到了统一。所以，诗人、学者、战士，并不是一个单线发展的历时性链条，而是始终互相修饰限制，互相渗透辉映的一组共时性的本体意义的概念。以毁灭为代价达到美丽的完成，使闻一多的艺术实践和生命实践有机地融入了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和中国革命史。20世纪的中国，正是以无数“美丽的毁灭”为代价，才焕发出她凤凰蹈火般的奇异的光辉。
闻一多的爱国诗与韩国文化
梁元ｚｈé＠②（韩国庆南大学，博士 昌原 641540）
闻一多的爱国诗，都写于本世纪20年代，有些写于留学美国期间，有的则写于“五卅”运动中。早在“五四”运动时，闻一多就是这一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他在赴美留学期间，在那儿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过不少美国白人歧视和欺压中国人的现象，这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1925年5月回国以后，在祖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激励下， 他写了许多爱国诗，参加现实的斗争。他在发表这些诗时还专门申明：“这些是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发表它们“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这是为了“以励国人之奋兴”。闻一多确是自觉地写下这些惊心动魄的爱国诗篇的。
闻一多的爱国诗，总不忽视对美的追求。他曾经说过“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这表明他对诗美的重视。在《〈冬夜〉评论》等文中又指出，诗的真精神真价值，最重要的在于作为其内在质素的情感和幻想，而对于诗人的感情则特别强调“至性至情”。闻一多爱国诗中的情，虽都是爱国情，但内质十分丰富，有些是对太平洋彼岸金元帝国的谴责，如《孤雁》；有些是反击种族主义对华人的蔑视，如《洗衣歌》等。
闻一多有些诗是直接抒写爱国心、爱国情，如《忆菊》，把祖国比喻得像花一样美。也有一些诗是从另一角度来抒写，如《发现》、《死水》，怨祖国不美，像一沟绝望的死水，完全不像“我心目中想象的祖国”。
闻一多先生的爱国诗，在风格、思想内容及艺术境界等方面与韩国现代文学中的诗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虽然闻一多的爱国诗主要是从西洋诗中借鉴表达方式与方法，融汇贯通自己汲取的中国传统诗歌的营养，才得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是，由于中国与韩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交流往来，有着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以及遭遇基本相同的历史命运，所以闻一多先生的爱国诗就与韩国文学中出现的爱国诗形成了深层次的共鸣，合成爱国呼声的最强音，响彻东方。
闻一多的爱国诗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他从幼年起就诵读唐诗，入清华后，写有《古瓦集》等旧体诗。1919年2月10 日的《仪老日记》载：“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宋诗选，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1922年8月致父母亲信中说：“现已作就陆游、 韩愈两家底研究，蝇头细字，累纸盈寸矣。”9月， 常和朋友“上华盛顿公园去读杜甫、李白、苏轼、陆游”。闻一多对唐诗是深爱的，他推崇杜甫，是因为他汲取了六朝以来的文学精华，又恢复了两汉文人关心生民哀乐的良心。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功绩在于突破了此前那种贵族诗人的风格，而开启了中晚唐和后世绵延不绝的现实主义诗风。杜甫的时代，正处于安史之乱，他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出了许多忧国忧民的不朽的诗篇，而这些，又怎能不对处在积贫积弱、外强环伺的黑暗年代中的闻一多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上，闻一多先生的爱国诗中的愤怒呐喊与爱国激情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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