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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闻一多先生,
1999年11月24日是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一）
闻一多，原名亦多，族名家骅，湖北浠水人，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世族的家庭。5岁入私塾读书。1910年到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级小学读书。1912年冬，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清华度过了近十年的求学生涯。19 22年7月，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学院美术系和纽约美术学生联合会接受西洋美术教育。其间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产生浓厚的兴趣，1923年9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
1925年7月，闻一多自美返国，担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次年秋，到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任职。192 7年夏，在上海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后列名为《新月》杂志编辑。同年秋后，任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第二本诗集《死水》问世。闻一多的这两本诗集和关于新诗理论的论述，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鼎杠地位，成为五四以来中国诗坛三大流派之一的格律诗派的主要代表。1928年秋，闻一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开始专攻中国古代文学。1930年秋，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 年秋，闻一多回到阔别十载的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组成国立临时大学，闻一多单身由武汉赶赴“临大”任教。1938年2月，他参加“临大”学生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同青年学生一起，长途跋涉3500华里，步行到达西南边陲重镇昆明。同年5月，“临大”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继李公朴之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殉难。
（二）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一多的这句至理名言，出自肺腑，寓意深邃，支配和伴随着他一生的思想、言行和事业。
闻一多幼年在接受传统经史教育的同时，也开始接触“新学”知识。在他刚刚进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小读书时，以武昌首义为起点的辛亥革命爆发。闻一多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毅然剪去发辫，表示拥护革命。如果说这时闻一多的行动还带有少年的激情冲动的话，那么几年后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则是把爱国热情提高到理性阶段的真实表露。
1919年5月4日晚，闻一多满怀激情将抄写在红纸上的岳飞名词《满江红》张贴到学生饭厅墙上，以明己志。数日后，他与其他同学一起，从清华园徒步入城，发表街头演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随后，又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赴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5月17日，他在写给父母亲的信中，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作出了极为明确的表述：“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这封信，完全可以说明21岁的闻一多，此时已初步树立了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崇高信念。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闻一多坚定了救国图强的决心，将自己后来的人生道路与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原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1922年，闻一多与多名清华同学一起，越洋赴美求学深造。在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的同时，也饱尝了弱国子民所遭受的歧视与屈辱。这种强烈的心理与现实的差距，愈加激发了他对祖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热爱，对于文学的兴趣也日益强烈。在这前后，闻一多通过写作白话新诗，深刻表露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和思想感情。
在《红烛》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思念与挚爱。它通过描绘爱国青年的思想风貌，反映了正在觉醒的中国人在寻求救国之路的心路历程。闻一多的心中燃烧着的爱国火焰，通过新诗这种先进青年得以认同的文学形式和战斗武器，抒发了对祖国的炽热情感，表达了五四的时代精神。
1925年7月，闻一多返国后，致力于新格律诗的倡导与实践。在名曰《死水》的诗集中，潜藏着一股炽烈的随时会迸发出来的爱国火焰。在《一句话》中，闻一多对理想中的中国进行了热烈的歌颂，其爱国情怀集中体现在“咱们的中国” 这五个字中；在《天安门》中，通过反映“三·一八惨案”这一事件的真相，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军阀的罪行；在《洗衣歌》的字里行间里充满了一股浩然正气，通过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种族歧视的抗议，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作于1925年的《七子之歌》，选择了与中华民族整体关系最为密切的七个地方各作一章，表达了希望祖国统一的强烈心愿，其中首章《澳门》的第一句“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唤起了亿万炎黄子孙期盼祖国早日统一的深沉的历史情结。
在闻一多的诗作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民族意识、风格和特色。诗中一行、一句都表现出深沉、炽热和诚挚的爱国情怀，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达出作者对旧中国黑暗现实的痛恨与厌恶，对人民痛苦的同情与关切，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追求。可以说，爱国主义既是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主题与灵魂，又是推动和鼓舞着作为诗人的闻一多不断向前、英勇奋斗的精神动力。
闻一多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流、大碰撞的历史环境中，造就成长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思想敏锐、知识渊博、多才多艺、诲人不倦；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令人难以超越的贡献，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特别是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古代神话等领域，诸多开拓性突破性的建树，使他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成为我国文化思想宝库中的组成部分。而这一切，都深深扎根于闻一多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依恋与热爱，对祖国民族文化遗产的衷情与推崇，其中也寄托着希望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入手，以达到振兴中华的衷心意愿。
1925年3月，闻一多在致梁实秋的一封信中，深切表达了自己对祖国文化的深厚情感与强烈热爱。他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
由此不难看出，闻一多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动机，其主导成分是出于一种饱含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形式和特殊实践的尝试。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一向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闻一多，其人生历程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
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笼罩在一片“可怕的冷静”的沉寂状态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昆明却处于思想活跃和新意时出的氛围中。在号称“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合大学内，闻一多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长，成为民主教授群体中的著名代表。
从1943年开始，闻一多在抗战现实状况的教育和民主革命潮流的推动下，走出书斋，思想逐步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认识到并无保留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建立新中国的革命道路，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反对内战的火热斗争。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升华，在求索真理的历程中留下新的足迹，并日益影响着一大批有志青年、进步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作出正确的选择。
1943年秋天，中共中央南方局委派代表华岗到昆明开展云南地方上层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19 44年的春夜，华岗与闻一多相会，两人倾心长谈，相互了解和信任。这次谈话使闻一多深受启发，成为他了解民主革命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一步。
为广泛地团结具有进步倾向的上层知识分子，华岗等中共党员发起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这是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学术团体，参加者定期集会，联系现实，讨论研究学术文化和时局政治问题。华岗在会上介绍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关于抗日战争、民主政治的论述。闻一多曾以《什么是儒家？》为题发表意见。大家真诚坦率地各抒己见，分析时局，策划开展群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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