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河南人去美國研究哲學好多年，突然看破紅塵，起程回國，去少林寺當了和尚。 ——中國文化不務實： 大家覺得奇怪，既然是出家，何必大老遠地遠涉重洋，繞道美利堅，直接在老家上山不就行了。做學問猶如出家當和尚，有時候非得繞道走點彎路才行。頓悟的境界不是什麼人都能輕易達到的，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同。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末，中國正進行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中表達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觀點，這個觀點我們真是不太樂意接受，就是中國科學的發展主要是為了「實用」。
無論是在過去，還在今天，中國人都天真地相信自己的文化傳統，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求，「朝聞道，昔死可矣」，所謂「養浩然之氣」。天知道中國的科學實用在什麼地方，恰如魯迅先生說過的那樣，中國人發明了火藥是造爆竹敬鬼神，發明了指南針也不過是用來看風水，而火藥和指南針只有到了洋人手裏，才能成為征服殖民地掠奪寶藏的利器，應該說洋人講究實用才對。
裏應外合 擊破傳統
聯繫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著名的口號，就會意識到李約瑟並沒有完全說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實用」這麼個詞，早就紮根在我們的文化中，只是不知不覺而已。越是到近代，實用的觀點越是甚囂塵上。譬如郭沫若對聞一多先生有個很新奇的比喻，說聞先生雖然在古代文獻裏游泳，但不是作為一條魚，而是作為一枚魚雷，目的是為了批判古代，是為了鑽進古代的肚子，將古代炸個稀巴爛。聞一多生前也曾對臧克家說過：「你誣枉了我，當我是一個蠹魚，不曉得我是殺毒的芸香。雖然兩者都藏在書裏，他們的作用並不一樣。」他聲稱自己深入古典，是為了和革命的人裏應外合，把傳統殺個人仰馬翻。在一些文章中，他甚至把儒家道家和土匪放在一起議論，「我比任何人還恨那些故紙堆，正因為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
得名「何妨一下樓主人」
我一向懷疑這話中間多少有些作秀成份，按照我的傻想法，聞先生如果不是對中國古典的東西情有獨鍾，有特殊的興趣，絕不可能成為一名純粹的書蟲。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文學院落腳蒙自，聞先生在歌臚士洋行樓上埋頭做學問，除了上課，吃飯，幾乎不下樓，同事因此給他取名為「何妨一下樓主人」。如果僅僅是為了和古代文化作對，給傳統添些麻煩，這種信念支撐不了多少時間，因此，我更願意相信他只是找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因為在習慣中，大家共同關心的興奮點，常常是我們的行為有什麼「用」，對於國計民生有什麼實際的好處，有什麼樣的思想教育意義。以成敗論英雄，以有用沒用來衡量價值，這種學理定勢並不是隨便就能改變。做學問和做生意並不一樣，可是在談論別人的學問時，我們常犯的一個低級錯誤是自己也忍不住變成了生意人。
學問無所謂死活
正如把清朝乾嘉學派的考證說成是只會做死學問，簡單地歸結一代知識分子怕掉腦袋，這種貌似深刻，似是而非的簡單結論，多少有點投機取巧。乾嘉學者在考據上找到的樂趣是後人無法想像的，學問無所謂死活，書獃子往往比那些讀書的機靈鬼更可愛。回顧已經過去的上一個世紀的學術史，我對聞一多先生學術研究的中斷覺得最痛心，因為他對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獨到匠心，空前絕後無人匹敵。與嚴謹認真的朱自清先生相比，聞先生的才學見識各方面都更勝一籌。雖然在美國留學時學的是美術，但是因為早年就打下的良好西方教育基礎，就如中過牛痘已有免疫能力一樣，他不會在令人眼花繚亂的西方思想面前無所適從。他全身心投入自己所做學問的那股瘋狂勁兒，為了一個詞彙一個神話下的刻苦鑽研功夫，是同時代以及後來的學人望塵莫及。
詩人氣質造就出豐盛
更難能可貴的，是聞先生擁有詩人的敏感與豐富想像。良好的基礎與吃苦耐勞的精神，對於做學問來說，確是非常難得，畢竟還不是鳳毛麟角，無跡可尋。就像是否「有用」不是最重要一樣，基礎與刻苦只是鳥的一對翅膀，沒有翅膀飛不起來，也飛不高，但是，僅僅有翅膀仍然遠遠不夠。詩人的敏感和想像能夠創造一切，縱觀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學問恰恰都是有詩人氣質的人完成的，詩人不計成敗利鈍，無所謂後果，不在乎起因。放大了說，詩人氣質絕非只有詩人才有，這是一種難以用語言描述的東西，看不見，摸不，無聲無臭，來無影去無蹤，它創造了世界上一切真正美好的東西。
詩人氣質不僅造就了第一流的詩人，還可以產生第一流的藝術家和科學家，產生第一流政治家和商人，產生第一流的軍人和運動員。
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詩歌精神上可以對話，大科學家本身就是一首詩，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他們的發明創造離開不了詩歌精神。乾嘉學者致力於訓詁，達爾文研究人類進化，牛頓和愛因斯坦投身於物理學，都是異曲同工，因此，不要以是否實用來判斷是非，不要以是否產生經濟利益評估價值高低，這種並不很新的老調還得重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