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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太宗十思疏》——忠言正谏,
既征辅佐唐太宗17年间，以“犯颜直谏”而闻名，正如唐太宗 自己所讲的那样：“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征犯颜切谏， 每不许我为非。”“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 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说，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 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魏征进谏的 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魏征认为“君臣同心，为治国之要”。在这方面，他曾提出 过两条直古不变的至理名言，即“上无信，则无以使下；下无信，则 无以事上”。再一条就是“兼附则明，偏信则暗”。
贞观二年（628年）春，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会明，怎样 做就会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前，尧南能详细 询问民间疾苦，所以才能了解到有苗的罪恶行径；舜帝能眼观四 面，耳听四方，共工、鲧、罐兜才未能掩匿自己的罪过；秦二世偏信 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的羞辱；隋场 带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兵变。所以说，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 的意见，亲贵大臣就无法遮蔽耳目阻塞言路，就能了解到下面的情 况。”唐太宗听后连声叫好。
贞观六年，有人告发魏征偏袒他的亲属，唐太宗派温彦博去调 查，纯属虚妄。太宗让温彦博转告魏征说：“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 就是说，为了避免嫌疑，表面上应当有所表示。有一天，魏征在朝堂 上对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体，彼此应该是竭诚相待，如果互相间 都只注意留下形迹，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了。”接着魏征又说： “我很庆幸能为陛下做事，但愿陛下能让我做一个良臣，而不做忠 臣。”唐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魏征回答说：“后稷、契、皋、 陶，他们与君主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逢、比 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空有其名，这就是所说的忠臣，两者差别太 大了。”太宗深受感动。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魏征写给唐太宗的《论治道疏冲说：“我 听说，国君是人的首脑，臣子便是人的四肢，首脑与四肢协调同心，就形成一个完整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倘若有的器官不俱备，就 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么，首脑虽处于至尊重要的地位，必须借助四肢才能成为整体。国君虽明察通晓，一定要借助臣子的辅 佐，才能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
第二，在择官用人方面，魏征提出的名言有“知人善任”、“才行 兼备”、“不令自举”、“进君子，退小人”、“进六正，退六邪’等等。他 向唐太宗提出“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用人方针，无疑对“贞观之 治”是起了决定性作用。魏征让唐太宗选拔人才时“审访其行”、“察 其善恶”、“知其善，然后用之”的政策，到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贞观六年十二月，唐太宗对魏征说：“因官职而选择人才，不能 轻率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就会招来众多的君子，任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就会竞相进身。”魏征接着说：“确实是这样的，天下还没有 平定时，对一个人来说，主要看他的才能，不必要去注重考察他的德行，但是，动乱平定以后，不是德才兼备的人，就不能使用。”太宗 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贞观十一年，魏征向太宗上书说：“臣听说做国君的人，要重视 喜爱好人好事，厌恶坏人坏事，亲近君子，疏远小人。明显地喜爱好 人好事，君子就能进用，公开地厌恶坏人坏事，小人就会退避。亲近 君子，朝廷就不会出现不良的政令；疏远小人，听取意见就不会们 私邪曲。小人并不是没有一点小优点，君子并不是没有一点怕 错。君子的小过错，大约是像白玉上的小斑点，小人的小优点，就位是钝刀割一下的效果。钝刀割一下，技术高超的工匠并不重视它， 因为小优点不能够掩饰众多的邪恶；白玉的小斑点，精明的商人是 不会扔掉它，因为小斑点不会影响白玉的整个美质。如果把喜爱小人的优点，说成是喜爱好人好事，把厌恶君子的小错误，说成是厌 恶坏人坏事，那就会认为臭蒿、香兰气味一样，白玉和石头没有差别，这就是屈原之所以沉江而死，卞和之所以抱着玉哭出血来的原 因。已经知道白玉和石头的区别，又能分辨臭蒿和香兰的气味，但是喜爱好人好事却不能提拔重用好人，厌恶坏人坏事却不能疏远 小人，这就是春秋时郭国之所以灭亡，卫国大夫史鱼所以有遗恨的 原因。”
唐太完毕竟是封建帝王，虽说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君臣之 间的关系，但仍不可能根本放弃对臣下志在驾驭的心理。他一面对 大臣委以重任，表现得十分亲近；另一方面却利用佞臣监视大臣。 贞观初年的权万纪、李仁发就是比较出名的佞臣酷吏。因为他们的 欺上瞒下和“检举”，致使一些大臣枉受指责，就连房玄龄、张亮这 样的著名大臣也曾受到诬告。贞观五年秋，魏征向唐太宗很严肃地 指出；“权万纪这些小人，不知道治国的大体，把告发别人当作正 直，把进谗言当作忠诚、陛下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大臣 们无法忍受，只是利用他们说话无所忌讳，想拿这种办法警戒大 臣。然而，权万绍这些人，依仗皇恩，肆无忌惮地施展好计，他们所 检举的人，都不是真正有罪。陛下即使不能选用良臣去激励正气， 也不能亲呢小人来损害自己的形象。”太家听后，默不作声，只是赐 给魏征五百匹绢帛，显然是默认了这一事实。后来，权万纪一伙的 罪行暴露了，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国自古用才之道就讲“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魏征更是深明 此理。贞观十四年，魏征上疏太宗说：“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治之道也，令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 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致治，其可得平！若任以 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 也，则以为心不服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维谷，莫能自 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
总之，在用人方面，魏征主张“回其才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 用其所长”，让各类人才畅其所用，各得其所，使“智者尽其谋，勇者 尽其力，仁者插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另一方面 对那些“谗佞之徒”、“巧言令色”或“大好巨猾”的“国之蠢贼”以及 “谈臣”、“奸臣”、“谗臣”、“贼臣’等亡国之徒，要坚决摈斥之。他认 为，如果“好善而不甚择人，疾恶而未能远佞”，那么虽“奉三尺之 律，以绳四海之人，欲求垂拱无为，不可得也”。对于一些左右摇摆 的中间人物，魏征主张通过说服教育，团结他们一道共事。他的这 些观点，深得唐太宗的赞同。
第三，魏征认为“为君之道，必存百姓”、“百姓为国家之本”。从 此出发，他相继又提出了“轻用民力”、“轻徭薄赋”的建议。
魏征自幼饱览精读诸子的经典著作，溶儒、释、道各家思想为 一体，尤其是儒家思想对他影响很深，而且他饱经战乱艰辛，深深 地认识到要建立一个强大国家，首先要看到民众的力量。只有先安定民心，减轻人民负担，让人民休养生息，缓和阶级矛盾，才能换取人心，立国安邦。他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为鉴，在他的《谏太宗十思疏》里就阐述出他的民本 思想。他引用苟况的“载舟覆舟”形象地说明了君王与民的关系如船和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汪洋大海，如果君主 能顺民心，合民意，就能稳固自己的统治。反之，逆人民利益而行就 会被人民的汪洋大海所吞没。之后，魏征在幼谏太宗的《十渐不克 终疏》的秦文中，又重申了他的这种认识，前三条就是：“一、不扰百 姓，不图享受；二、珍惜民力，怜悯民苦；三、力求克己，有利于民。” 魏征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这些 明确的主张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贞观初年，皇帝曾下令征兵，封德彝上书说：“中男虽不足十八 岁，其中身体强壮的，我看也可以一并征用。”太宗表示同意，并下发了敕令。对这件事，魏征坚决反对，不肯签署，这样往返了四次。 唐太宗大怒，责问魏征说：“中男中身体强壮的，都是那些奸民隐瞒 年龄想逃避兵役，征召他们有什么不对，你为啥这样固执？”魏征回 答说：“军队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征召身体健壮的成 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训练，就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征用年龄不 够的人凑虚数呢！你还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使臣下和百姓都没 有欺诈行为，眼下你即位还没有多久，就已经失信多次了。’清太宗 吃惊地问：“我怎么失信了？”魏征回答说：“你刚即位时，就下诏说， 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可是，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 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照收不误。陛下初为秦王而今为天子，秦 王府的财物不是官家财物又是什么呢？你还说，关中地区免收三年 租调，关外地区免除摇役一年。不长时间，你又下令说，已纳税和已 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结果退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征 回。这样，百姓怎能没有怨言。今天，既征收租调，又指派兵员，还 说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J”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以前我还觉 得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确 实是句句切中要害。朝廷的政令不讲信用，百姓就会无所适从，国 家怎么能治理好呢？我的过失实在不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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