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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遗愿,
曾祺先生去世近三年矣。
也怪，他生前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我总是忘却不了。那是
1997年的晚春，我去到他虎坊桥的新居，为送一份儿稿费。他接在手
里掂了一下，很新鲜地“嘿”了一声。我问他最近还想出什么书，他
摇了摇头：“嗨，早就不想了。我现在惟一想的就是——”他停顿了
一下又说：“出一本书画集。”我临走时，他送到电梯口，又重复了
这句话。等他去世后我一回忆，这似乎就是他的遗愿。
如今，一本很像样儿的《汪曾祺书画集》就摆在我的眼前，汪的
小女儿汪朝告诉我，这是他们三兄妹用《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的稿费自费出的。同时又塞给我一本《老头儿汪曾祺》，
作者就是他们兄妹三人，各人写各人眼中心里的父亲，书名也是他们
平时在家里对父亲的称呼。我翻阅着这两本东西，许多往事浮现出来。
我认识汪老近四十年，而且从家庭背景和个人气质上讲，和他也
都是很近的。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沈先生和我父母半师半友
的关系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他汪先生是一脚梨园一脚文坛的，偏偏
现在的我也力求这样做。但是，在这近四十年中，我没能以晚辈的身
分和他搞得很熟，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一是年龄差距，“代沟”作
用；二是工作单位分属两个系统，很少有工作联系；三是长期对他在
“文革”中的经历“好奇”，而又无从找到解答。记得“文革”当中
我还在新疆时，就在报纸上见到他“上天安门”的消息。这从边疆人
的眼中，应该是极为反常的事情。若干年后，我调进了中国京剧院，
同仁中盛传他后来参加“说清楚”学习班如何尴尬，但这些消息埋藏
心底多年，即使后来在吃饭或看戏的场合遇到，也不便当面动问。这
就是我认识多年却又难于深入了解的原因。
这次非常有幸，读到了《老头儿汪曾祺》这本子女写父亲的传记
文章。三兄妹中最大的是男孩汪朗，他一人写了半本多，依时间的先
后为序，力求不遗漏父亲的“一生要点”。他的文章恰巧与我平时的
点滴了解“相遇”并彼此补充，结果使我心中埋藏的问题迎刃而解。
下边我就依照时间顺序略略谈及，相信会有人和我的情形相似。
50年代末，在我还上高中时，就知道他从张家口调进北京京剧团。
一个“右派”能够走出这一步很不易，“右派”不但回北京，并且是
回到一个相当“有名的环境”，肯定需要“得遇好人”。“好人”谁
耶？首先是杨毓珉了。他是汪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是剧团当中的党
员编剧，但“业务”赶不上汪。是杨主动向上级推荐了汪，才使汪得
以回到北京，有了这样一个相当舒适又相当“保险”的安身之所。另
一个好人就是萧甲，他是延安干部，又是剧团领导，在处理名利问题
时，能屏除个人私利。当《芦荡火种》剧本出版时，是他全权作主，
把四个作者的名次这样排列——汪曾祺、杨毓珉、薛恩厚、萧甲。公
布这个次序时我还在北京学习戏曲编剧，立刻心中就“嘎登”了一下——
它今天看很正常，但在当时却很开风气之先。
后来北京京剧团演出《芦荡火种》，江青开始介入。在汪和江青
之间，究竟是谁更主动？书中介绍，一次萧甲陪江青看《沙家浜》，
江青问：“词写得不错，谁写的？”萧甲据实以告。江青听了，没再
说什么。后来，江青提议改编《红岩》为京剧时，才又想起了汪，决
定让某部队作者与汪合作。部队作者保证一定和这个同志好好合作。
江青则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
“文革”初期，汪遭到一般性的批判，批斗、罚跪、劳动……一
样都没落下。某日早晨正在抬煤，被一个领导看见，把汪叫到近前说：
“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表个态，不要长，五分钟就成了。”
刚刚说完，那人又说：“有三分钟就行了。”遂“解放”。
汪确实有“才”，但他的“才气”究竟在哪儿？许多时候在唱词
中——像“垒起七星灶，铜湖煮三江”就出自他的笔下；有时也表现
于应对的敏捷上。有一次江青带人审查《沙家浜》剧本以求最后定稿。
办法是把创作人员找来，大家一人一句念，江青他们听。没异议就继
续，有异议就当时改。——谁来改呢？编剧首当其冲，汪又是编剧中
第一名，自然责无旁贷。审查连续搞了十几个小时，最后是汪的敏捷
应对让江“很满意”。
后不久，上级让汪给《红旗》赶写一篇文章，时间很紧。晚上忽
然通知汪第二天上天安门。汪没在意，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
杨毓珉去（上天安门）？”军代表说：“什么事儿全都放下，这件事
（上天安门）别人怎么能代替？”汪遂登天安门，却又发现林彪念声
明时出现一处错字。
粉碎“四人帮”后，剧团进驻工作组，本来没汪什么事，是他自
己“跳了出来”，给工作组提这样那样的意见。结果后来更换了工作
组，认为从前的做法“太温和”，肯定“四人帮”覆灭前留下了第二
套班底。由此汪则成为重点怀疑对象——为什么上了一次天安门就无
声无息了？……结果审查了两年多，光交代材料就写了十几万字。汪
苦闷时给老同学写信说：“最近发明一种吃食：买油条两三根，劈开，
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碎剁的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
回锅炸焦，极有味儿……”
后来，汪到湖南桃源时，写了一首让他自己都十分感动的诗：
“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
擂茶。”大约从此时起，他和京剧的缘分告一段落，则把经历和兴趣
又转回到文学上去了。
以上这些，有些是我素来掌握的材料，有些是汪朗文章中的提供，
二者相互补充，结果传主在“文革”前后的思想发展脉络就联贯和鲜
明了。显然，这是一个可信而又特殊的“人”。我因此又明白了那个
时代当中一个十分特殊之人，我感谢汪朗。
此书还有两位女作者（汪明和汪朝），是汪朗的妹妹。她们的文
章更多是谈家庭生活中的“老头儿”。汪明介绍说，爸爸和妈妈外出
散步，某次遇到另一对老夫妇。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老先生推着轮椅
缓缓前行，还不时弯下腰身子和老太太说些什么。妈妈忍不住赞美说：
“真美！”爸则莫名其妙：“这有什么美的？”妈说：“将来我要成
了那个样子，你推不推我？”爸骇然：“好好的，干吗要那个样子？”
“万一呢？”“没事儿找事儿，不推！”妈做出很认真的样子：“那
我也不推你！”“好，不推就不推！”——两人都笑起来。
汪朝在文章中说，哥哥和嫂子谈恋爱时，由于姐姐和嫂子在幼儿
园时就同班，小学是同学，因此毫不拘束。嫂子在党校工作，姐姐就
坏坏地管他们约会叫“上党课”，于是不久，全家就通行了这个说法。
爸经常在厨房忙做饭，有时会忽然伸出头来叫道：“汪朗，你党课几
点？”
读了这些，不禁让人莞尔，同时笑过之后，又增加许多沉默。
关于汪先生的书画，我还要略说几句。大约是1995年暑期，全国
各地的十来位文化人，一起去大连参加一个笔会。汪先生年岁最大，
最年轻的可能是我。他真能喝酒，午饭喝，晚饭喝，晚饭后请他写字
绘画从不推辞，只是要有好的白酒“作陪”，同时又把苏叔阳和我曳
上。他习惯把左手放在裤兜里，右手拿毛笔，宣纸下边有张报纸就行。
但酒瓶和酒杯则也放右边，等停笔打量画儿的时候，就用右手把酒杯
端起，一边抿一边品。他一晚上可以飞快画上几十幅，但也要喝上一
斤左右的白酒。这么喝过画过之后，第二天至多早上睡个懒觉——吃
早饭就免了，但等到大家早饭后准备参加上午活动时，他也精精神神、
有说有笑站在车门儿边上了。
酒，似乎是他的灵魂。林斤澜说，要是没有酒，他这二十年的好
文章就未必能出得来。这，兴许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说法。至于书画，
则是他灵魂净化之后的又一种外化形式。别人一种外化都未必能净化，
他两种都来得痛快淋漓，而且还纯粹无比。
他很随和，谁跟他要画他都给，遇到熟人常主动问“你那儿还没
我的画儿吧？”如果得到了肯定回答，他会自费把画裱好了再送人。
但他一转头又（对我）说：“这么着偶一为之行，要是多了我也受不
了。”说完，就不好意思地率先笑起来。
我手中就有他三幅画，两张是去信索要的，一幅是在笔会过程中
“截留”的。我依稀记得那一次的情景——笔会当中，他先用很细的
笔蘸了浓墨在宣纸中部勾勒。他连续画了好几笔，我才看出这是一只
小鸟的眼睛和头颅，然后又用大笔蘸满淡墨画小鸟的身子，毛茸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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