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江苏高邮的汪曾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这种教育本身有极浓厚的世俗人文气息,对汪曾祺的影响相当深远。在《自报家门》中他说，“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至。”又说，“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在汪曾祺平凡而不平的生命历程中，他似乎总能以一已之心来寻回精神层面上的某种迷失。这种精神迷失在他们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一辈人那里，是广而深的。这很大程度上，缘于传统文人给予他的，世俗化的自然心态。特别是以陶渊明、苏轼、归有光一脉下来，我隐约感到某种传承。这里头就有所谓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汪曾祺与他们同样能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同时，不失自己对生活的追求。或许汪曾祺不曾有苏轼那样的“达”，但在“穷”时，他依旧怀有一可颗爱人的心、爱生的心、爱美的心，终其一生而不懈追求。在精神层面上，这种追求更体现出了一种民族姿态和世俗意识。不仅如此，在文学创作上，汪曾祺也是在这一脉文人上，有了现代意识的传承，尽管这种传承是从个体开始的自觉。
在汪曾祺的创作中，特别是小说，从精神内核上讲，可以说是借民俗的、民间化了的人和事来表达，对于一个时代民众的生存状态的某种看法。这种看法实质上是具有中国情结的民间大众的世俗自然观。与几千年来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一样，没有刻意而为然的，全然是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肯定，干自己想干的事。在我看来，这几乎等同于一种民族心理，或者说一个民族生存方式在精神上的指引。
在传统意义上讲，中国小说似乎一直与世俗精神有一种冥冥中的缘分。就其集大成者中的四大名著来说，也不过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而已。但就是因为其极力表现出来的世俗光芒，使得他们在遭焚毁之后仍得以流传。阿城在他的《威尼斯日记》中说：“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从大处讲,人首先是自在的凡人,都有日常起居饮食之需,都有七情六欲;从小处着眼,每个人至少都有求生的本能,特别是在中国,生的本能在几千年的儒家文明熏陶下,演化为对安生立命的追求。这种世俗而又自然的追求,领着人们走进那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的,根植于社会底层民间土壤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显然有是人看出了现世的太多苦痛和无奈,而给人们慰藉来了。在这个层面上,汪曾祺笔下的理想国,是作家对生活本身的某种理解、包容，甚至于是感恩——因为，有这世俗自然的空间，我们这样一群人，才有了安生的理由，还有活下去的勇气和乐趣。
汪曾祺的小说，自有他特有的手笔。他不去苛求情节的起落和戏剧化的冲突；也不去写历史的变通和人间的沧桑。很多时候，他只以一颗静观而自然的心，用平淡如水的言语叙说市井村落的细碎琐事，说说那仿佛离我们的尘世很远的，又如同在我们身边常人有的起居行止、音容笑貌。在日复一日、岁复一岁中，自然本真的生活深处，还有这样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生活境界——朴素、沉静、水一般的生命之美。这种美是世俗自然下精神和谐。汪曾祺在其《自选集·自序》中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和谐”，便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包容和仁爱；是人与物，人与自然的交融共存；是一己对他人，对社会的某种承担，某种求得安生的世俗自然。
生活的不安定，是使人遁入文字虚拟世界，以来求生命的滋润的很大原由。在《蒲桥集·再版后记》中汪曾祺说，“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燥，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滋润”。做了二十年的右派后，汪曾祺精神抖擞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有人问他，“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呀？”，说的无非是死的死了，伤残的也都身心俱疲，怎么会有过得如此好的右派在。汪老的回答大约是四个字，“随遇而安”（他写过一篇回忆右派的文章，题目是《随遇而安》）。在寂寞的生命过程中，寻求一个安生的理由。那就是在作家自为的世俗自然背后，虚拟出来的小说世界。这毋宁说是“寻求文字上的安慰”（周作人语）。
汪曾祺曾写下一首很调侃的小诗，叫做《我为什么写作》：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就是这样一首诗，让人感到一个小老头的生命在延续——在他的世俗自然的世界里。也许世俗自然就是这样，既无悲观，亦无乐观，而是一种无观的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