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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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魅力,
平生爱看汪曾祺的作品，即便是在生活与工作节奏很快的深圳，也没丢掉这份爱好。我常常买一本很厚的杂志，倒不是哪篇长篇大论吸引了我，而是上面有汪曾祺的新作，哪怕是很短的一篇。因为将有一篇汪曾祺的新作供我阅读，我会在这一天里变得很轻松，很愉悦。汪曾祺的文章有着特别的魅力，自然会把人带入特别的境界，这种特别的魅力和境界是一两句话说不清的。我希望常常有汪曾祺的新作看，我的心情也就会常常获得一种很特别的享受。
汪曾祺老人在6年前的一天（1997年5月16日）永远搁下了那支神来之笔，中国文坛失去了这位文学造诣深厚的大家。作为一个酷爱汪老作品的读者，没有办法不为他的去世感到惋惜和怅然。这当然也是6年前的事。在千千万万个喜爱汪老作品的读者中，我是平常一员，不可能与他有什么接触，但由于曾在深圳某杂志做过编辑，倒认识了一位与汪老有交往的人。
1993年的夏天，我去上海组稿，不抱什么希望地去《上海文学》编辑部，组那些名编辑的大作，未料及却谋到编辑姚育明的赐稿——《文侠汪曾祺》。名编辑写名家的稿子，我自然喜不自禁。回来后，很慎重地将稿子交给副主编编发了。听姚育明讲，她也是因组稿认识汪老的，她在那篇文章里，描写了她对汪老的印象，尤为着重地刻画了汪老夫妇对她如亲人般的关切。我曾经请姚育明代我向汪老约稿，姚育明说汪老老了，稿约很多，没有真情实感，是不会随便应许动笔的，不过她又说，你可以试试。我试了，按姚育明给的地址向汪老写了约稿信，结果可想而知。那时，汪老仍写着他想写的东西。对此，我毫无怨意，汪老的文章不管它发表上哪家报刊上，对读者都是一份宝贵的馈赠，我足矣。后来，姚育明来信，叫我寄一本刊发她文章的杂志给汪老，我很乐意地照办了。只是不知道汪老收到没有。
汪老让人钦佩的，除了他的作品，还有他的为人。姚育明在那篇文章中说，汪老不是没有应对功利社会的能力，而恰恰是不屑人流，舍弃那种心机，保留一份真性情以待人生。我也从其他作家的文章中，看到他们对汪老为人的肯定。王蒙说他为人正直，是非善恶有自己的操守。邵燕祥说他是个好人，一个总想着别人的人，一个从不伤害别人的人。沙叶新则说汪老的小说就像他人那样不骄矜，不卖弄，有风韵，有品味。我更从汪老自己的文章中，看到他宽广的襟怀，尤其是他爱护青年作家的那种透明、无我的精神境界。他在《忙中不及作草》中说：我对青年作家的评价常常会溢美，老作家对年轻人的态度不止是应该爱护，首先应该是折服，老了，就是老了，文学的希望难道不在青年作家身上，倒在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么？他在《感觉是一种才能》中说：理解是两代人都需要的，年轻人需要，老年人更需要，不理解年轻人，就会真的老了。他在《作家应当是通人》中说：我不赞成一些老先生或半老的先生对青年作家的指责，说他们盲目摹仿西方文学，摹仿西方文学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年轻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
一个成就斐然的老作家，毫不倚老卖老，一门心思为年轻人撑腰打气，为我国文学事业的未来铺路架桥，其精神难能可贵，真不由人五腑不热。邵燕祥说，汪老这样的作家，是文化传统和时代潮流适逢其会地推出来的，不是随随便便“培养”和“造就”得出来的。这是一种诚实的评价，一点也不难理解和接受。在文学事业受到商品大潮及其它艺术式样猛烈冲击的今天，我们难道没有感觉像汪曾祺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少了吗？汪曾祺的作品，无疑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的品格，更是一盏照亮后人攀缘之路的精神明灯。两者，都是无价之宝，后人皆可享用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