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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整风运动（上）,
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
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
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
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
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
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
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实
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
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
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
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
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
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
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
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
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
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毛泽东任
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
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
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
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
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
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
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①毛泽东在一九四
三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
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
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②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
会议重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反对主观
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一开始就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
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
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
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
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
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
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
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地存在着。毛泽东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
“左”的传统，苏联的德０３７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６日。
胡乔木谈话记录，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０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
４年９月版，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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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
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
根本业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①。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
极大的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
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说：“对中央苏区
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
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
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
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②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
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
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
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１３７二十六、整风运动（上）
①
②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
月版，第３１４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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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①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
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
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
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
隘经验主义者”。②这次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的报告，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调，并且在党的领导层内取得了大体一致
的认识。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
中央苏区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
识错误。在十月七日的谈话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
来的方针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
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２３７毛
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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