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对外依存度的关系
有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这些国家过度开放的恶果，因此我们要维护金融安全就不必扩大对外开放。这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东南亚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基本原因不是过度开放造成的。在我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存在一个开放过度的问题。不过，在对外开放中，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许多专家、学者提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要慎之又慎，这是中肯之言，必须谨记。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减轻对外依存程度，对外依存度主要由“三依靠”依靠外贸、外债、外资的程度来度量。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19%，日本是18.14%，它们开放度很高，但外贸依存度不高，值得我们注意。目前我国外贸、外债、外资都达到相当规模，对外经济依存度偏高。为此，我们必须把握好扩大对外开放与减轻对外依存度的关系，尤其是要加强对外贸、外资和外债的管理，最好实行“一元化管理”，克服多头管理的缺陷，外资方面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优化外资结构，加强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外债方面，要提高外债的使用效益，坚决杜绝外债非生产性借入和债务消费化倾向。外贸方面，努力克服出口结构与东南亚国家同构现象，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
(四)强化金融监管、保障金融安全
强化金融监管，防止金融危机，切实保障金融安全。金融业属于高风险行业，金融体系有着内在的不稳性、脆弱性和被动性，这就决定了金融监管的客观必要性。强化金融监管的涵义是适应新形势，正确处理开放与监管的关系，提高监管效率，促进民族金融业健康运行发展。目前，中国对利率、汇率、信贷等方面实施了较为严格的管制，而对外资进入方面的监管还远未达到《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一般要求。强化金融监管就是要监管顺应国内金融市场国际化要求，在完善监管手段、监管措施等方面下功夫，保证监管效率和质量。具体要求：首先，加强三大监管主体(央行、证监会、保监会)的自身建设，提高监管的专业水平。其次，监管模式要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过渡。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按机构的不同类别进行纵向立法、分别监管的立法体系和监管构架，这种监管构架对于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监管无疑是有效的，但该监管构架内个别监控机构受其监管范围的限制，相互之间不但不能融通而且还时常发生冲突，对于不同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金融服务活动既可能发生监管真空，又可能存在监管重复、交叉的情况，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监管机构之间互相推诿的现象。因此，新的混业监管框架应当按业务种类而不是按企业类别来建立。再次，为保证法定监管主体监管的有效性，应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一审计机构及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还有，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与协调，包括双边的和多边的金融监管与协作。最后，还应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约束和控制机制，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信息透明度，使之成为金融监管机关发挥作用的微观约束基础，从而使金融监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培育民间信用，发展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
金融体系也应向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开放，积极审慎地引导民间资本，扶植和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可以尝试多种方式，比如通过信托基金、产业基金等形式将资金集中起来，参股金融机构。中央也明确提出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在此方面，应鼓励实行股份制，在有的地方甚至应当允许并积极引导私营金融服务机构的发展。这些新兴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不一定强求统一，但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硬化预算和资本约束，严格金融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同时减少行政干预。目前，只要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和外部监管，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机构就能够发展起来，发挥改善市场环境、满足不同企业和居民个人金融服务需要的作用，并不会造成风险。
(六)调整资本进出政策、避免內外经济失衡
严格监控短期资本的流入流出，限制对境内房地产和一般加工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加工工业的投资。限制外来资金对中国货币的投机。对于那些不是为了发展产业，仅仅为了获取人民币升值、房地产升值利益的资金进行抑制。进一步调整国际收支，避免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失衡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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