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着10年清华经历的人，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对于一个刚刚24岁的青年来说，闻一多过多地看到了清华的缺点，也可以理解，但也必须注意他的评价中相对偏激的一面。闻一多从小受的是美国化的教育，24岁时留学美国，但终其一生，他对美国的印象并不很好。他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民族情感的人，同时对于生活在底层的贫民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情感，面对权贵，可以傲然而视，但在贫民面前，却总满怀无限同情，而且常常有负罪感。这种情感的扩大和漫延，就比较容易偏激，如果再加上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就可以解释闻一多20世纪40年代的突然转变。
闻一多对清华的批评，可以说代表了他青年时代的大体思想倾向，有深刻的一面、理想化的一面，但也有不切实际的一面。闻一多同时代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他们都是美国文化的受益者。不过，他们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美国文化很少像胡适那样倾心、那样热爱。对于美国文化，胡适多是看好处，闻一多则正好相反。这个特点，到20世纪40年代，分野已相当明显。
闻一多先是批评美国太重经济，不重理想。他说：“除了经济，美国文化还有什么？……他们除了衣食住的‘用’外，还知道什么？他们的思想在哪里？他们的主义在哪里？他们对于新思潮的贡献在哪里？他们的人格理想在哪里？他们的精神生活又在哪里？”[3] 他认为，清华的学生在“实验”方面很好，清华学生确有干练敏捷之才。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更证明清华学生确实是可以的。闻一多是一个特别厌恶平庸的人，这是他个性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他特别指出：“清华学生不比别人好，何尝比别人坏呢？很整齐、很灵敏、很干净、很有礼貌——很过得去，多数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不逛胡同——很规矩。表面上看来清华学生真令人喜欢，但是也只是真令人喜欢，不能引起人的敬爱，因为他们没有惊人之长。”[4]
闻一多很有名士气。除了批评清华学生的平庸之外，闻一多还举出了清华学生的其他缺点，如肤浅、虚荣、浮躁、奢华。他这样说：“以上所述的这些，哪样不是美国人的底色？没有出洋时已经这样了，出洋回来以后，也不过戴上几个硕士、博士、经理、工程师底头衔而已，那时这些底色只有变本加厉的。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吧！东方文明啊！支那的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5]
校园文化(2)
早年庚款留美的学生中，80％学理工科，只有20％学人文学科，所以，重物质、重实际是当时的普遍风尚。梁实秋那时见到许多清华学生去美国学习经济，就曾发出“不免使我的愿望的热诚低落”的感慨。外人看清华，总是多看它的好，而身处其中，则难免所见多是不满，这也是人之常情。不管怎么说，清华的缺点和它带给中国人的好处相比起来，总是次要的。
当时的清华校园文化，有这样几个代表性的特点：
1、言论自由。主要表现在：学生可以自由组织各种类型的演讲。这样的校园文化不可能不对闻一多产生影响。17岁到20岁之间，参加辩论和演讲几乎成了闻一多清华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请看如下一些记载 [6]：
11月13日 中三级与中四级举行联合辩论会，先生参加。为本组助辩，获胜。《辛酉镜·演说辩论》：“本级与庚申级开联合辩论会，题曰：‘国家之富强在政欤抑在人欤’。四年级主‘在政’，主辩邱椿，助辩萨本铁、陈夏光。吾级主‘在人’，主辩钱宗堡，助辩闻多、周兹绪。裁判员为陈筱田、戴梦松、王庆孙三先生。结果吾级获胜。”
12月18日 中三级会举行英文演说会，有讲“排除恶魔试探法”，有讲“如何为完全学生”，“言语清雅，意想高尚，可为修道养德之助。末由闻君多讲故事，欢聚一室，历一时始散。”
5月26日 清华学校中等科3月成立联合演说辩论团，先生为成员。是日，该团举行英文演说决赛，6人参加，先生为其一，演说题为“公众动力”。
6月3日 辛酉级级会选举下学期职员，选出“会长沈君有乾，演说部长闻君多，国文书记罗隆基，英文书记钱君宗堡，会计刘君沛璋，图画员杨君廷宝，图书管理员吴君宗儒及吴君泽霖”。
9月6日 辛酉级召开级会，时无级长，举定“闻多君为书记”，总负责任。同时，决定出版一种杂志，以钱宗堡为总编辑，先生为中文编辑。此外，先生还担任了级会演说部长、演剧部编辑部主任。”
5月21日 参加辛酉级级会举行之英语辩论会。辩论题为“今日中国科学家较文学家为要”。正面主辩王德郅，助辩周天骥、陶世杰、杨廷宝；反面主辩方来、助辩区沛玖、沈乃正、闻多。评判员刘寰伟先生。结果反面胜。
10月30日 清华将组织全校性国语演说辩论会，辛酉级“选出罗隆基、康德馨、聂鸿逵、沈乃正、闻多、周兹绪、姚永励七君为清华国语演说辩论会会员”。
12月1日 清华国语辩论会开会，“演说者有乔万选、杜庭修、罗发组、闻多、康德馨五君。裁判员为马绍良、梅月涵（贻琦）、孟伯洪三先生。结果尚未宣布。”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青年闻一多在清华时的基本训练，他在20世纪40年代以巨大热情投入演讲活动也不是偶然的，这是10年清华生活留在闻一多身上的印迹。
2、结社自由。当时，清华学生在校园结社早已是家常便饭，其结社，也非只一般性的文艺社团，而是各种类型的都有。
当时的清华学校，可谓一个传统社会中的特殊社会，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一个传统社会中为那些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人进行一次全新的训练。那时，清华学校还不同于一般的大学，因为它要求学生的入学年龄不能超过14岁。也就是说，清华的学生是从小就开始接受民主和自由的观念的。因此可以想象，一个14岁的中国少年，在清华那样的环境里，经过8年训练，他们对民主和自由会有怎样一些深刻的了解，更何况闻一多在清华整整呆了10年！早年由清华出去留学、后来又回到中国的那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难以和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达成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实际上从小就接受民主的训练，到了青年时代又完全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行为和观念已与他们所处在的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如果他们所处在的社会虽然传统，但还保持着相对平静，那么，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也许还能够在心理上求得平衡，但如果他们所处在的社会处于动荡之中，那么，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就难以平静了。闻一多就是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他在抗战之前基本上是过着学者型的书斋生活，从容而平静，但抗战爆发之后，他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心情也渐渐坏起来，特别是到20世纪40年代，他已经不得不拍案而起了。
3、出版自由。有社团，就一定有杂志出版，《清华周刊》恐怕是中国现代大学中存在时间最久的一份学生杂志了。多少年以后可以发现，那些在学术上或政治上表现出杰出才华的清华学者，当年差不多都是清华校园文化中的活跃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清华周刊》的编者或者作者。从闻一多、吴景超、罗隆基，直到李健吾、王瑶等，很少不是当年《清华周刊》的编者。近年来，许多人开始注意清华学派，而说起清华学派，就不能不提清华早年的校园文化，不能不提《清华周刊》。
闻一多在清华，最重要的训练就是他一直参与《清华周刊》的工作，由一般编辑到最后的集稿人。闻一多在去美国之前，已经在《清华周刊》经过了多年训练，他办杂志也好，参加学生会工作也好，都可以看成是他早年的民主训练。他是清华学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在他之前，清华学生会还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学生团体，而到他参加时，清华学生会才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学生自治机关。学生自治也是早年清华对于学生民主训练的一个极好的实践。
校园文化(3)
1919年12月23日，清华学生会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的校长张煜只许可成立级会一类的组织，不准成立全校性的学生会，还派校警干涉，引起学生公愤，最后学生开始罢课。闻一多当时还画了一张漫画讽刺校长不理校务，这样的事，在当时一个传统社会的学校里，是不可能发生的。说到《清华周刊》，梁实秋特别怀念，他说：“提起《清华周刊》，那也是值得回忆的事。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里面有社论有专文有新闻有通讯有文艺。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励男女同 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抨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像是做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7]梁实秋是比闻一多晚两年的清华同学，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从梁实秋的回忆中，可以体会到早年清华学生的民主气质。《清华周刊》的经费是学校给的，多年之后梁实秋对它的评价是：“这项支出有其教育的价值。”
1 《梁实秋散文》第1集第21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
2 《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67页。
3 《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67页。
4 《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68页。
5 《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69页。
6《闻一多年谱长编》。
7 《梁实秋散文》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