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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淀》——当代作家谈自己喜欢的当代作品,
50岁是知天命之年，知天命的共和国不仅有一批老一辈的作家，而且还培养了好几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作家。那么当代知名作家们分别都受到了哪些同时代作家的影响呢？他们怎么评价他们的前辈、同龄人和晚辈作家呢？记者对此做了专门采访。
宗璞：巴金的《随想录》，给我震动。它的影响不止在文学领域。时代需要他来讲话，他是代表时代来讲话。这需要勇气。他说希望自己钻进一个魔术匣子，出来就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他能正视历史。这本不应由他个人负责，而应由时代负责。巴老的这种精神让我佩服。
其次是孙犁。孙犁的小说写得像是散文一样，但又不是那种不是小说的散文。他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散发着泥土的气息，有自然朴素的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他的语言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但又不是“掉书袋”，而是化进去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孙犁的才能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是让人遗憾的。
再就是王蒙，王蒙的创新精神。他总是在思考怎样走出文学的新路，像《风筝飘带》，就和以前的不一样。他比较早的运用了意识流，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不排斥新的东西，文学就是这样，一排斥就死了，但又不是生吞活剥，而是结合本民族的文化。借鉴西方文化，必须和本民族的结合。他的《名医梁有志传奇》，写得淋漓尽致，有些调侃，调侃用好就不止是调侃，而是让人觉得很深，有一种“言外之意”，反映人生，反映人性本体。
总之，大家都很好，具体的就想不出来了。这句话一定给我写上。
刘恒：当兵时，中队首长有一本文学刊物，上有林斤澜的短篇《台湾姑娘》，印象很深。1973年在西单旧书店，读到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觉得很美，其中有许多好的句式，不是特意地背诵，但却都记下来了，像：“没有风，却飘着雪花。”境界一下子就出来了，是那种非常精确又有蕴涵的语言。
1969年文革时，学校图书馆被抄，偶然读到安徽作家萧马的《哨音》，其中有一篇《一片蔚蓝》，写志愿军与当地朝鲜百姓的关系，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对于自己的创作来说，影响大的还是老一辈的作家，鲁迅是第一位的。鲁迅的作品和前苏联一些作家的作品是启发自己创作的原始经典。中国当代的作品也有很多。新时期之前的，像《红旗谱》、《青春之歌》，我是读着这些作品长大的。新时期之后，《班主任》、《伤痕》就不用说了。个人阅读经验最为深刻的，是张洁的短篇《森林里来的孩子》，还记得当时我在内蒙兵团，躲在宿舍的上铺里，静静地读，感动得哭了。其中有一种人格的力量，有一种价值的认定，给我以强烈的震撼。
80年代初，河南作家张一弓有一部中篇《犯人李铜钟》，写农民因为饥饿抢粮而成为了罪犯。讲真话的作品，外国文学中较多，中国文学中敢于面对现实的较少，这就给我了一种文学观上的震撼。使我由歌颂生活的美好而转向揭示批判现实。
80年代初，这个时期对我们这一代作家蛮重要，对我们的文学写作影响深远，像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写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它不再是表面的苦难，而是深入到人性，深入到人的主体世界。它的手法也让你大开眼界，更多地集中使用现代派的手法，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集大成。随意、冷静，又带有一点残酷，有深度。西方的现代派让你有隔离感，而王蒙的现代派手法运用，如鱼得水，毫无隔离感。将西方的现代派手法运用到我国当代小说，在文坛上是个大事，王蒙的运用是个成功的范例。但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评价，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这是个遗憾。
张炜：我自认为有一点唯美主义的倾向，而且从高中起别人就一直因此批评我。所以我个人喜欢的也是有些唯美的，比如我高中前后读的柳青的《创业史》，还有孙犁的东西。当然柳青的写作有时代的痕迹，但如果你认真读，会发现他写得很诗意，这是理解柳青和孙犁的一个要害。
要问我喜欢和影响我的作家，我一定还得提一下鲁迅，他不是建国后作家，但他一个人抵得上五四以后和建国以后的所有作家，他是常人根本无法企及的天才，那文字的灵动，超拔的才华，巨大的幽默，还有他调动文字的能力，实在是太 ……他具有一种魔力，不是魅力，是魔力！而且鲁迅很善良，你读他的诗会发现他很软，很柔性，有的人写得太硬，生硬是不好的。
苏童：老作家中有些好的，现在却被淡忘了，像孙犁和汪曾祺，他们的作品都保持了一种艺术的纯真，而且他们经历了那样一个时代，黑白颠倒，当然汪曾祺也写过《沙家浜》一类的东西，但他们毕竟保存下来了某种东西，所以80年代以后又重新焕发了青春。经过乱世后其心灵没有受到毁灭性打击，还能写出性灵的文字，而且从其文字中能看出他的心还是白的，还是软的，还有美丽的和温情的东西在，这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喜欢他们，首先是他们的文字古雅清丽，另外就是因为他们做人的不易。
方方：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有好几代作家，给我的影响都不小，我能一口气数出一长串来。我1978年进大学时，文坛特别活跃，涌现了很多作家，先是右派作家一代：王蒙、邓友梅、陆文夫、张贤亮，后来又是一批知青作家，有梁晓声、张承志、阿城、韩少功，还包括张洁、谌容等，他们是作为一个群体，一股股文学潮流冲击我，影响我的。
影响都是有时间阶段性的，我小时候爱看峻青的《老水牛爷爷》，还有《林海雪原》、《最后一个港湾》，我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一律都看，也都喜欢。
要说个人的话，可以提到王安忆。我毕业论文本来都想写她，所以对她一直比较关注，她的创作有非常独到的东西，她说她是中国最出色的作家，这话没错。她的艺术感觉特别好，而且能不断改变自己的风格，同时也改变读者的阅读口味。她总是让你很吃惊，摸不透，你不知道她下一部作品会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么强的创造能力是很难得的。另外，她不但写小说，还写散文、随笔，而且也都写得很好，她的散文不像小女人那样腻，但也不是男人式的硬，一方面很理性，一方面语言又有分寸感。她很优秀。
冯骥才：前几天一个法国外交官到我家来聊天，说罗曼·罗兰在法国几乎都被忘了，而在中国一直很看好，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傅雷译得好。中国文学有个特点，就是很重视文字，而不那么注重文本，这跟汉语言的特点有关，我们讲究“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孙犁就继承了中国这个讲究文字的传统，语言精致，耐琢磨，他写得很好。汪曾祺也不错，但没有孙好。
这之后有几代作家。文学上的一代大约10年。和我同时代的王蒙、张贤亮，还有比我小一代的余华、韩少功他们都写得不错，对我都有影响和帮助，特别是比我小一代的，他们对生活独特的发现力，对文字独特的艺术感觉以及在文本上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都是很出色的。我们如果只受比我们大的作家的影响，不看重同辈和下一代的作品，不接受他们好的东西，那真是太可怕了。
徐坤：小时候是读着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长大的。新时期之后，先是王蒙的《青春万岁》，80年代初，我15岁，在辽宁实验中学读书，我们参加团中央的一次读书评选活动，我们投了王蒙的《青春万岁》，结果中奖。我们同学之间还和书中的人物对号，我自己是书中的杨蔷云，记忆犹新。到中文系读书之后，个人写作风格影响比较大的是川端康成和泰戈尔，国内的作家也都从中汲取营养，像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那时，每出一本就有轰动效应。以后的，就是专业阅读了，与私人阅读经验是两回事。90年代之后的作品，这时我已经老了，已经影响不了我了。
莫言：革命小说对我都有影响。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其中冯德英的《苦菜花》，对我有特殊印象。新时期之后作品那就多了，王蒙的《春之声》、《蝴蝶》，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陆文夫的《美食家》，邓友梅的《烟壶》，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汪曾祺的《受戒》，至少能列出二百部以上的作品。
季红真：首先是孙犁的《铁木前传》、《荷花淀》，至今仍有当年阅读的快感。孙犁虽然也有政治意识，但没有淹没自然。他笔下的女人都是健康的，自然的，他的眼光也可以看出是健康的，没有后来一些作家的或自恋、或变态、或仇视心理。
梁斌的《红旗谱》，是当代文学的史诗之作。他写出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但又不空洞、不教条。
新时期以来的作品首先是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汪的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给人一种精神愉悦。
张洁的两篇散文《拾麦穗》、《挖荠菜》，贾平凹的《游品》之后的散文我喜欢。此前学孙犁，但又没有孙犁那样健康的眼光，《游品》之后倒见出他的雄浑，见出他的本色。《笑口常开》、《秦腔》我更喜欢，写出了一种文化。诗歌方面我喜欢舒婷、北岛、顾城的早期朦胧诗，像《祖国啊，我的祖国》、《回答》、《弧线》等，还有周涛的新边疆诗歌，像《有一个人来自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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