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太史公在这一段话中提出了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取与以时”。在《货殖列传》中，太史公多次提到了这个“时”字。比如最著名的商人陶朱公曾总结说，“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善于做生意的人，一要知人善认，二要能够发现、把握和利用机会），曾与陶朱公一起共事于越王句践手下的计然说，“时用则知物”（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还有白圭所说的“乐观时变”（善于观察时机之变化）。后来又在举了好几位商人的成功事迹上，太史公总结说，他们“与时俯仰，获其赢利”（顺应时势，抓住机会，获得赢利）。
所谓“时”，就是时机、机会，用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Kirzner）的企业家理论来说，就是所谓的“利润机会”。企业家活动的本质就是发现、抓住并利润利润机会，在适当的时机买进卖出。企业家必须能够敏锐地把握利润机会，而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则“若猛兽挚鸟之发”，因为，商业机会往往稍纵即逝。柯兹纳据此将企业家精神概括为一个词：“警觉”或“机敏”（alertness）。
企业家的利润机会经常孕育在市场的错误中。市场是由无数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因而市场永远不可能达到主流经济学家所设想的均衡状态，市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数量总是存在着种种错误，市场总是不均衡的，总是有一些人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总有一些资源不能得到最好利用。机敏的企业家就是要发现这些错误，根据自己的知识，纠正这些错误。这些错误就成了企业家的利润机会。
所以，市场有时是残酷的：企业家恰恰就是在别人犯错误的时候发财。司马迁讲述周人白圭的生意之道：“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企业家的一切活动都是面向未来的，即使是面对同样的市场数据，不同的人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而成功的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洞悉人的行为的某些特征，在别人犯错误的时候，却采取了被事实证明为正确的行为。
太史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秦朝将要崩溃的时候，那些有钱人都在存储金玉，以为这些东西最保险。只有宣曲有一个姓任的小官吏却在悄悄储存粮食。后来刘邦和项羽在荥阳一带打起拉锯战，农民根本无法耕种，结果，粮食短缺，粮价飞涨，那些积攒了大量金银财宝的人为了活命，也只好高价买粮。这一个机会，就让任氏大富。
任氏的成功源于他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当然，政府可能会认定任氏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民众也可能要求政府平抑粮价。然而，我们应该想一想：如果没有任氏在粮食低价时购进，到了粮荒的时候，你就是拿出再多的金子珠宝，是不是也买不到粮食？而且，任氏的预测也可能出错，如果战事很快结束，这些粮食是不是会砸到他手里？那么，政府会赔偿他的损失吗？因此，任氏并不是在发战争财。相反，在战争爆发前，他就已经发财了：他已经遇见到自己的利润了。战争的爆发不过是证实了他的预测，使他可以兑现自己的利润。他的利润并不是来自那些金银珠宝本身，而是源于其他人的错误和他对这些错误的洞察与矫正：那些人本来也应该提前储存粮食，但他们却错误地以为珠宝在战乱时更值钱。任氏却洞察到了他们的错误，并通过自己的操作矫正了市场趋于失衡的趋势。
秦始皇时候一个叫乌氏倮的北方商人，先养了一批牲口，在这里，饲养成本很低廉；卖掉之后，跑到中原，购进了各种各样高级丝绸织品带到北方草原出售给游牧部落。这里的人哪里见过这么好的料子，当然，获得了十倍的利润。不过，牧民给他支付的是牲口，而牲口在这里很廉价，所以，他得到的牲口简直数不清楚。结果他迅速致富，并且获得皇帝的奖赏，因为这些牲口可以供国家打仗使用。这个故事跟当年牟其中用中国的旅游鞋、羽绒服换苏联的飞机的故事如出一辙。这里的奥妙在于：总有一些人在犯错误，或者缺乏必要的信息，而企业家却靠着自己的“机敏”而掌握了这样的信息，又能作出正确的决断，于是，他们获得了利润。
正是这样的企业家活动，协调了处于不同地方或处于不同时间点上的人们的计划，这种企业家活动构成了使市场趋于均衡的力量。各种各样的资源，正是靠着企业家活动才得到有效利用的。市场不是自己趋于均衡的，而是由企业家推动趋于均衡的。而且，我们可以肯定，任何一个市场，永远不可能达到均衡。因为那样的话，就没有经济活动可言了。
《证券时报》，2003，9，7
http://www.sinoliberal.net/qiufeng/st200309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