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论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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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中国传统与自由市场的关系，差不多所有人就立刻大喊：中国文化不
利于自由市场。中国传统重义轻利，妨碍经济发展，等等。我敢说，这些人其实
没有学过历史，随便举几个例子吧：汉朝初年中国就有过私人发行货币的伟大尝
试，中国人最早使用了纸币，中国的商人曾经垄断了东南亚一带的贸易。至于中
国人对于自由市场理论的贡献，嘿嘿，翻一下《史记·货殖列传》或《平准书》，
就不由你不佩服。因此，中外历史学家中，我最佩服司马迁，嘻嘻———也可能
因为是老乡吧。

　　司马先生对市场的理解，源于他对人性的洞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
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
户之民乎！”“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
安归哉？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学而俱欲者也。”

　　在一般社会中，人们确实是在追求财富和利益。司马先生对此未加以道德评
论，他只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人们自己会想尽办法改善自己的境遇，面对这一
事实，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应该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
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当然，人并不是仅仅追求财富利益，他还有更高的追求，比如“礼节”、
“荣辱”，德行。但人起码得具有一定的生活条件，才能够涵养出德行来。所以
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物质丰裕）而废于无
（物质匮乏）。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物质财富与人的道德水平到底是什么关系？很多知识分子相信，富裕会使人
沉溺于物质享受，而没有精神追求。其实，物质财富的富足与道德水平的高尚之
间，也许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同样是一种秩序的产物，即它们都是以自愿
交换为基础的自发的市场秩序的结果。这种秩序能够使每个人充分地利用自己的
知识、以最低廉的成本利用他人的知识（价格信号）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使人
们普遍地富裕。同时，这样的秩序也有利于塑造人们的精神。人们会发现，遵守
基本的道德规则和法律，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大大降低决策、行动的成本。也即
所谓的“廉贾归富”：越是讲究信用、遵守游戏规则的商人，越能够取得更大成
功。一种自由交易的市场秩序本身，就具有教化功能，有助于维持社会的道德。

　　反过来说，既然“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也会有自己的私利考虑，那
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同时对腐败行为建立严密的监督惩
罚机制，让廉洁者能够得到好处，真正地实现“廉吏久，久更富”，则自然可以
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

　　最有趣的是司马先生关于文人的议论。在司马先生看，文人也是人，那么，
他也应该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社会负责，包
括做为一个男人，如果养活不了自己和老婆孩子，还有何脸面活在人世。

　　对于智力并不下于常人的文人来说，这应该并不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司马先
生也都给出了很好的主意：“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
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本钱，那就多出点力气，体力、智力都行；如果你有
一点点积蓄了，那就要制订正确的策略；而如果你有一点笔钱，那最重要的就是
发现、抓住并利用机会。

　　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确保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准，是进行思
想、学术、写作的起码条件。古代的学者要么自己出身官宦富裕家庭，要么得到
富人的财政资助。今天的学者则大多数进了大学、研究所，有政府或企业供养着，
尽管不很富裕，但起码没有温饱之虞。因此，你如果自己是个学者，就该想办法
进大学、研究所，或者进政府、企业，像爱因斯坦那样边到专利局上班边搞自己
的研究，或者像米塞斯那样边给政府当顾问边做自己的学问。这样可以减少成为
愤青的概率。

　　司马迁已经描述过文人中的这类愤青的形象：“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
好语仁义”，对此，司马先生的评论是：“亦足羞也”。不过，知识分子中却盛
产愤青。他们有一种矛盾心理。他们对自己总有太高的期望，凭什么那些智力不
如他们的企业家挣得比他们多？但他们又鄙视商人的职业，觉得自己从事的工作
比他们高尚。同时，在市场中，他们认为高尚的东西，往往不如他们觉得粗俗的
东西卖得好。总之，横看竖看不顺眼，于是，他们成了职业批判家，尤其是对市
场深恶痛绝。

(XYS20030725)

◇◇新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