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以后，我在一个会上，遇到邹荻帆，他马上向我道歉，说，那个按语，是他在医院加上去的。我因为知道内情，决策的并不是他，故说，我对你没有多大意见，只是对柯岩同志在西南师大那种制造政治上紧张空气的作风有很大的意见。
多少年后，大约是1998年，全国作家协会开会前夕，当过文联党组领导和《文艺报》主编的郑伯农在北京的要当选代表，却成了问题，有关方面就把他划归家乡福建来选举。在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团讨论，大家都说，这是你的老冤家，你说怎么办。我想了一下。说，他当个代表，代表他那种思想的流派，应该支持，宽容一些。又有人问，要给他多少票呢，要不要给他一点难堪，勉强过半。我说，算了，好人做到底，给他全票。结果他就全票当选了。
非常遗憾的是，项南在福建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坚决在庇护了我。直到他去世前夕，我到北京参加过几次作家代表大会，也不知道项南家住何方，没有想起去拜访。后来，听去拜访他的朋友说，他还记得我。从朋友那里知道项南庇护我的全部情况时，已经是他过世以后了。今天想起来，当年未去项南家拜访的遗憾永远也不能弥补了。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贺敬之，在四五年前，武汉大学开了个他的诗歌讨论会，我的博士生余岱宗去参加了这个会议。回来对我说，贺敬之在会上说，他对朦胧诗是很支持的，对舒婷等年青诗人，是很欣赏的。我听了大笑。余岱宗对此不甚理解，我就给他痛说了一番邹荻帆令人肃然起敬的诚实。他莞尔而笑，额手称庆。
[1] 孙绍振《道德忏悔和历史反思》，《文艺争鸣》，200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