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刘登翰收到张炯的短信：“孙猴的文章被诗刊加了按语。要批判。”这是通风报信的意思。很多人后来对张炯不满，我一直对这位老同学，在人品上，怀着敬意。他虽然已经是官方人士，但是，敢于冒这个风险，难能可贵。我当然有些紧张，就写了信，给《诗刊》，说是，文章要修改，请他们把稿子退回。但是，他们回信说，刊物已经付印，“为避免重大经济损失”，就不退回了。这时，我又得到在鞍山文联工作的殷晋培同学的来信，他在北京参加一个理论学习班，得知要批判我，叫我小心。但我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等到三月号的《诗刊》出来，我才看到在我的文章前面，有一个挺有倾向的按语。程代熙的批判文章，在同一期刊出。名为“讨论”，可是被批判的文章还没有发表，批判的文章已经写好了。后来，我知道，他挺得意地说过，是敬之写了条子给他，让他写的。
差不多在同时，《人民日报》刊登了程代熙的文章摘要和《诗刊》的按语，《红旗》杂志也有文章，对我进行批判。看到《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的当天，我走在去课堂的路上，心里忐忑不安。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学生。但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学生们竟全体起立，为我鼓掌。令我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接着，出乎意料的是，不断收到读者支持的来信，当时还很年青的吴思敬说，他气乎乎地跑到《诗刊》去抗议。谢冕从《诗刊》上看到我的文章说：他们受不了，光是那第一段，他们就受不了。我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受到冲击的还有群众的习惯的信念。当前在新诗乃至文艺领域中的革新潮流，也不例外。权威和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隘性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对权威的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在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往往有一个互相摩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阶段。
当时，主流的话语是，传统是革命的、群众是英雄的，领袖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我却说，传统是狭隘的保守的，不但不能顶礼膜拜，相反要“挑战甚至亵渎”，那些靠几句语录吃饭的人士，当吃不消，受不了。程代熙硬把我往叔本华身上挂，其实，他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读过叔本华。我当时醉心于西方自然科学史，读了不少“科学学”著作。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在我后来的学术论文中，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的追求，源头就在这里。在我写作《欢呼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时候，桌子上就有一本杂志，叫做《潜科学》，是专门发表从草创科学到成熟科学的论文的。就是在自然科学史中，我得知科学观念的突破，从来就不指望老权威在世的时候能够得到承认，只能等到老权威死亡，才可能获得胜利。这就是我的文章中用了“亵渎”这样的字眼的原因。
我这样的痛快淋漓的文风，可能是年青人特别喜欢的。有一个大学生来信说，我读你的文章，激动得要流泪。读程代熙的文章，却愤怒得要冒出火来。贵州大学学生张嘉彦和工人诗人黄翔，甚至还说，如有不测，可以到他们那里“避难”。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北大女同学宣布爱上了我。还寄来了照片。我说，我已经结婚了，有了孩子。可她说，爱不爱是我的权利，接受不接受是你的权利。她从孙玉石那里弄到我和女儿的照片，还认真考虑过到福州来工作。在文艺界上层，当然也引起了反应，听说，陆定一，在我的文章上，批了四个字：“不可多得。”当时，我的感觉，这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的缩略语。今天看来，不一定很准确，很可能有赞赏的意思。一向扶持我们的徐迟，他也写过引起侧目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八月份路过福州，请何为陪同，来到福建师大来看我，他对批判之类表示不屑。出乎我们意外的是，在《文汇报》上，出现了艾青批判崛起的文章，主要意思是，崛起理论，表面上是为了青年诗人的崛起，实际上，为了他们自己的崛起。
艾青的恼火，可能和我多少有些关系。贵州大学那时出了一本油印的小本子《崛起的一代》。把一些年长的诗人都骂得很凶。有一篇是《致艾青的公开信》，其中有一句是：艾青你已经老态龙钟了，不要在我们队伍里挤，不然，就把你揪到火葬场去。我当时，看了一笑。觉得，这是出出气的。就没有说什么，在他们点名骂的那一大批中年以上的诗人中，我比较偏爱李瑛，就去信让张嘉彦把李瑛的名字去掉。后来，骂艾青的那句刻薄的话，就在诗歌界一些人士中间流传开了。艾青的火气，可能就是从这而来。不过，艾青的话，可能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我得知，在批判我的文章发表之时，《诗刊》一个有地位的女士，写信给舒婷，意思也是这样，你的诗是好的，但，这些崛起理论家，名为青年诗人辩护，实际是为了自己崛起。后来，甚至传出这句话是舒婷说的，我绝对不相信。这里，我不得不说，在当时，艾青的思想，有点跟不上。就在我们去大庆鞍山的时候，我们得知，蔡其矫把他在文革期间写的那些潜在写作，拿给他看，他说，你这样的东西，只能拿到地下刊物上去发表。他的态度是保守的。至于蔡其矫，在文革后期说的：“新诗就是给贺敬之、郭小川搞坏的。”他更无法想像了。我最初，也不理解。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直到读了更多舒婷和北岛的诗，才体悟到，他们的政治抒情诗就是那种概念化的“时代精神的号筒”，而把诗写得那么长，就取消了情感的精致和语言的微妙追求。我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所说的，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大抵就是发源于此种思考。
至于程代熙的文章发表出来，反应如何，我没有第一手材料。只是我们学校的李联明先生告诉我，在一次文艺理论的学术会议上，他遇到了程代熙。程问起我的情况，李告诉他，孙绍振收到大量读者来信，都是支持的，甚至还有女孩子爱上了。程代熙说，可是我收到的全是骂我的。
过了许多时间，我才从一个同学那里知道，批判我的来龙去脉。
《诗刊》退稿，是在一九八零年底，第一次“反自由化”已经决策。有权威人士（陈云）指出，文艺界自由化，《人民日报》上太多消极的东西，报刊要清理。胡耀邦全力减压。说八零年十二月以前，就不要算账了。从八一年开始吧。那时，电影界已经挂上号的是白桦的《苦恋》。《解放军报》等都发了严厉的批判文章。我的《欢呼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还没有发表。但是，一个领导人物（贺敬之），在中宣部文艺主持了一个会，把我的文章的打印稿，拿出来，表示问题比较大了。青年诗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倾向。不能让它形成自觉的理论。因而要展开评论。会议规格很高，都是一方权威报刊或部门的领导，计有：《人民日报》的缪氏（俊杰），《文艺研究》的闻氏（山），《文学评论》的许氏（觉民），《文艺报》的陈氏（丹晨）。陈丹晨说，孙绍振是我的大学同学。贺敬之不解，年龄也不对呀。可能我在南宁的发言，被一些人士漫画化，他把我当成抢话筒的红卫兵。陈丹晨说，自己是调干生，工作过几年，故年龄大一些。而孙是中学生考上来的。参加会议的，还有《诗刊》的负责人邹荻帆。会上的人士都认为我的文章有问题，闻山情绪还十分激烈。但是，都不主张用大批判的办法，故云“讨论”。但是，邹氏表示为难，说，此文已退稿。主持会议的领导，沉吟着说，那还是想法把稿子要回来。
这就是我从来不怪《诗刊》编辑写信给我，让我把稿子寄回去的原委。
当时，有关人士对讨论可能是有几分真心。不久以后，我接到丁力、宋垒两位朋友的书信，说因为想在中央音乐学院办一个文学方面的专业，到了中央宣传部。那位领导人士问他是不是认识孙绍振。他们说认识。他就让丁、宋二位带口信给我，说，这是讨论。我们党不会像过去那样，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了。此时，由于《人民日报》的按语，福建师大党委七上八下，不知什么路数。通过我的朋友来了解情况。我就把丁力、宋垒的信奉上。党委觉得问题并不如想像的那么严重。后来《红旗》杂志的柯蓝来到福州。在谈话间，问到了我的情况。他说，孙绍振的问题，虽然不是政治问题，可是是文艺思想中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