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当时的思想可以归结为启蒙主义个体价值论。这是从我切身的经历中概括出来的。我们的主流理论中的人民有两个特殊的内涵，第一是与敌人相对立的，第二，是和个体相对立的。人民因与敌人对立而日益崇高起来，但同时，人民越是崇高，作为人民的个体却越是卑微。当人民被提高到极点的时候，个体就被压到了敌人的边缘。建国以来，几乎每一次残民的运动，都以人民的神圣名义去推行，而人民的个体只能去打击想像中的“敌人”，以免自己从人民的边缘跌入敌人中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形成了的人的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不可分割的理论。当然和北岛的思想背景大不相同。当时的问题，不是什么大词和小词，高调和低调。在那种语境下，我根本就来不及想到什么美学，只是想出一口鸟气，发泄一下，人生能有几回呐喊的机遇来表现反叛激情啊。那时我还在思想的青春期，文章也充满凌厉之气，横冲直撞，旁若无人。说到北岛的反思，当年，我的文章中就有回答，不能排斥愤怒的价值，不过是针对梁小斌的：“多少有些轻视战士和愤怒的形象在某种条件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勇气是可惊叹的。”你们看我评舒婷的第一篇文章，是把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和北岛的《回答》拿来对比的。（参阅本书论舒婷的文章）。
北岛不满当时的自己，是情志方面的强烈性，我不满意北岛的是，对生活的虚无，当然这也可能是他的愤激。
6，您在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后受到了批判，在1983年，在对“三个崛起”的大规模的批判中您也再次受到了批判，请详细谈一下您在整个论争当中受到的批判情况，以及对您的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1981年，对我的批判，高潮大约持续了半年。一年之后，大约是1982年，事态比较平缓下去。我的文章又开始可以发表了。那时我有点悲观，就开始写小说，在《福建文艺》上发表了《暮雨中的自行车》，没有想到居然在省优秀文学作品初评过程中，得了奖。还是一等奖。然而，有人表示异议。又加上一个福建籍的北京归来的年青的评论家郑伯农，又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小说写了“人格分裂”。最后评委会决定，让我拿另外一篇来换掉这一篇。但，这是我第一篇小说。得奖的事，就这样黄了。写小说的兴致，就这样被扼杀了。但是，小日子，又开始红火了一年多。可是好景不长，八三年的上半年，气氛又紧张起来。徐敬亚把他的《崛起的诗群》拿到大连的一个文艺刊物《海燕》上发表了。其观点和我与谢冕显然是一脉相承，在某些语言上，还更加直率。这个刊物影响不大，他又把它弄到甘肃省的《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示威的性质是明显的。最为关键的是，周扬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反思》，文艺界风风雨雨地传闻，“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即将展开。不久柯岩在西南师大开了一个诗歌讨论会。她在会上讲了话，又提起那个要艾青揪到火葬场的著名话语，形势显得严峻。说是讨论会，但是，只宣读了郑伯农的一篇文章。把“三个崛起”，绑在一起批判。据云，会议的氛围很是严峻，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已经不够了。因为不仅仅是风来了，而且是雷声都响了，来自天庭，是心照不宣的。周良沛还发表了《致徐敬亚的公开信》暗示不称同志的时刻就要到来。后来郑伯农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出来，我看到，我的那篇被当成三个崛起中“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纲领”。此时有关人士早已忘记了当年通过丁力、宋垒打招呼，不会扣帽子，打棍子，抓辩子的承诺了。
周围的压力更加严酷起来。徐敬亚被强迫检讨，还登在《人民日报》上，弄得在吉林呆不下去，跑到深圳却长期不能落户口。北大校刊上，也对谢冕施加压力。臧克家闻风而动，把谢冕和他的通信，向上报告。口不言人过的谢冕，静悄悄地从书屋墙壁上，把曾经引以为荣的臧克家的条幅取了下来。这事，多年以后，我向他提起，他含蓄地一笑。本省漳州的中学教师在抚顺的《故事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由于抚顺《故事报》被批判，这位教师就被隔离审查了。姚雪垠在政协常委会上，对“崛起”派发表专题讲话，加以声讨。讲话稿至少发到相当于厅级的单位。
我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是我的朋友，他托一个朋友带话给我：孙绍振不要让我踩地雷。福建省文联，作家协会开会，通知我，我不去，我知道他们要批判我。后来省文联一位女领导从东北回来，说福建省不能按兵不动，坚持要批判我。我不是省文联的人，不去，本来她是无可奈何的，可是，她派两个作家协会的领导在我家坐等。我回家吃饭，就被他们挟持去开会。一场早已准备好了的批判会，就拉开了架势。应该承认，当时我比较悲观，而且，也不坚强。我不是英雄，我在给吴思敬的信中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先生存，委屈一下自己，留得青山在。所以，在会议开头之时，我表示愿意与中央保持一致。一些人，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稿子拿出来念。我硬着头皮听。会议似乎开得很热烈，当中还休息了一下，继续开会的时候，有些人的稿子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来，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来了，不待发言完毕，就讲话，说：孙绍振已经跟中央保持一致了。不但是那些发言的，就是我，都大吃一惊。我还没有检讨嘛，就一致了？会议就这么草草结束。一个朋友告诉我：警报解除。我不知是真是假。就在那个会结束的时候，那个叫我不要给他地雷踩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约我写一篇自我认识的稿子。我虽然不够英雄，毕竟也是老运动员了，却不想留下白纸黑字的检讨。就很干脆地以朋友的口吻对他说，说句老实话，我还没有摸到贵党的底。这个副部长，其实是个书生，他本以为是帮我过关，听我的话时一脸茫然。
过了好些年，我才知道，省委书记项南听说在开批判我的会，大发雷霆，说：“我还没有调走呢，你们就开会批判孙绍振啦。”于是宣传部赶紧收兵。因为他们知道，项南在一些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贺敬之的不敬。有一次，他在一个青年作者的会议上，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老实说，青年人也不怕那些张牙舞爪。正是因为这样，我在三个崛起挨整的过程中，是最为轻松的。
项南逝世以后好几年，在内地还不能公开纪念，只能在香港出自一本《人民公仆项南》，那里收了我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天道无常，有作为的人往往比庸人更容易受伤。他是福建省解放以来最得民心的一位书记，然而却在离任的时候，受了党内的处分。当历史错误地对待一个人物的时候，这是很残酷的，但是，当时间证明这是不公平的时候，历史却并不对他道歉。我年青的时候，曾经写过：早发的真理之花，往往孤独的凋零。然而项南并不孤独，福建人民早在心中，替他平反了。
尽管有项南像硕大无朋的榕树庇护着我，仍然有些人士不甘心。大约是年底，教育部来了一个女士，是一个刊物可能是叫做《高教战线》的编辑，说是在我们学校驻了一个礼拜了。想让我写一篇再认识，条件很宽松，可以不提“崛起”，就是讲讲新的认识就行。出于多次运动的经验，对于在报刊上发表检讨文字极其警惕，但又不能硬顶。就用搪塞的办法糊弄她。我答应写文章。她说，应该在一月五日交稿。因为十日要发稿。我说，可以。我想等她回到北京，她就没有办法指挥我了。一月五日她的信来了，催稿。我只好狡猾地编造谎言：不能把稿子给你，原因是文艺报也向我约稿，他们的条件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并没有限定时间。她马上回信，请示了领导，我们也和文艺报一样，不限定时间。但是，最好不要拖过一年。我就没有再回信。让她去望穿秋水吧。
过了一年，福建省文联的一些人士可能觉得我在三个“崛起”中，太便宜了，又派了一个人来，此人是我福建师大的同事，特地问我，对于批评有什么新的想法，我一听，就知道，又来让我作检讨了。虽然我知道，这位同事，不过是奉命行事，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必要跟他讲客气话，我说：我的文章，是在北京发表的，如果我要消除流毒，也不会在福建。福建省文联的领导何必这么多操心呢？此一看苗头不对，满脸赔笑，走了。
几件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