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80年的“南宁会议”之后，谢冕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几个月后，您也写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对“朦胧诗”做出了最有力的辩护，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根据您描述的发表经过，这篇文章是《诗刊》为了对您进行批判才得以发表的，请您详述一下这篇文章写作和发表的经过。
1980年4月，当时光明日报的一位资深编辑章先生，以他敏锐的眼力看出了这场论争的重要性。他约请了谢冕和我为光明日报撰文。当时，谢冕已经是全国著名的诗论家，而我还没有写过什么评论文章，名不见经传,他约我写文章，不仅是因为瞧得起我的发言，而且还因为我当时为了参加会议，带去了一篇论文《新诗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他说，这个人发言虽然偏颇，但是论文还有东西。谢冕很快就写出了《在新的崛起面前》。我写的文章是《诗与小我》（见本书）。两篇文章，都没有特别引起注意。虽然这标志着：关于朦胧诗的论争进入了第三阶段,从口头移到了全国性的报刊和出版物上，从片段的感觉印象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朦胧诗也顺理成章地以其艺术风貌开始了征服出版物的历程。不久,《诗刊》上出现了章明先生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举的例子是“连秋天的鸽哨都是成熟了”，鸽哨怎么能成熟呢？这种朦胧令人气闷。于是，“朦胧”这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虽然它很不科学，内涵很不清晰）就代替了“崛起”，而在谈及朦胧诗的理论的时候，由于它并不朦胧，仍然以“崛起”名之。“崛起”也并完全是谢冕的发明，前不久，在报刊上有一篇表彰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叫做《亚洲大陆的新崛起》。
谢冕以他的文采和情采让地质学的“崛起”变成了文学史，思想解放的历史关键词。
由于南宁会议的影响,又加上《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就决定展开讨论。最初他们请蔡其矫代表朦胧诗人作辩护.文章写成了,但诗刊不满意，当时我正在前门一家旅馆里，编辑第一期的《诗探索》。这个刊物是南宁会议的产物，会后由张炯、谢冕、雁翼、杨匡汉和我等作为编委。张炯请我到北京住在崇文门旅馆里编辑第一期刊物。《诗刊》有人看了我为南宁会议的论文,又听说我的发言,就请我去写。我写了《给艺术的探索都以更自由的空气》。不久，《诗刊》开始登载朦胧诗，到了八月，还邀请十四位可以接受的年轻诗人（除了北岛、芒克、食指等等）去参加“青春诗会”。不久以后，《诗刊》在北京郊区定福庄广播学院召开了全国性的朦胧诗讨论会。这是一次真正的理论的而不是感觉印象的交锋。双方摆开了阵势，旗鼓相当。据《诗刊》一位编辑说，支持者以谢冕、孙绍振、吴思敬等等为代表，反对的以×××、××、××为代表。据同一位诗刊的编辑的粗略统计，支持和反对的是14对14，但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还有钟文，由于是大学教师，学术资源比较丰富，尤其是吴思敬，言必有据，说着说着就掏出一张卡片。当时在《花城》工作的诗歌评论家易征还找了一个反对派中有分量的人士，对他说，要和崛起派辩论，光懂得古典诗话，是不够的。会上部分言论的综述以《一次冷静而热烈的交锋》为题发表在第1981年第1期的《诗刊》上。在那里，记录了我一段很直率的言论：我们的新诗史上，有为革命奉献了生命的诗人，如殷夫、陈辉，然而他们对新诗的艺术并没有什么贡献，而那些不革命的，对革命保持距离的，如徐志摩、闻一多，还有不革命时期的何其芳，还有参加了革命组织，而不革命的戴望舒，却对新诗的艺术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种议论在当时把诗歌当成“zha弹和旗帜”，当作时代精神的号角的主流理论来说，是惊世骇俗的。
争论的焦点之一：诗人的自我和人民大众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反对一方提出的自我必须是人民大众的大我，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小我。一个理论家沿用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大写的我”说法提出：诗中的个人的“小我”是手段，而代表人民的我是“大我”，才是目的。
我有一次长篇发言，整整一个上午，包场。我说，大我是普遍性，小我是特殊性，而根据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特殊性大于普遍性，普遍性只是特殊性的一部分。而且马雅可夫斯基的大我，大写的我，从《圣经》中来，大写的“他”是上帝，大写的我，隐含着把自我当成上帝。后来，我在《道德忏悔和历史反思》中，回忆这次发言中最尖锐的部分，从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的异化理论来阐释自我如何被消灭的：
费尔巴哈说，神是人的异化。把人的光辉品性，人的丰功伟绩，异化为神的创造。因为你跪下来，他才显得高大。我们的社会理想蓝图，同时也是人格理想蓝图，那就是领袖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是，这是与人性矛盾的。因而，费尔巴哈的说法似乎需要补充：在一切造神过程中，同时也在造鬼。除了一神以外，一切都是魔鬼。鬼和神相对立，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鬼也是人的异化。不过神作为人的救星，是人已经实现的丰功伟绩的异化，而鬼则为人尚在追求的精神和物质愿望的异化。实际上是人的原罪，人的鬼化。不过，它的实现，不是以宗教裁判所的火刑，而是以中国式所谓群众政治运动。列宁说，革命是群众的节日，而政治运动是群众的狂欢。“打倒一小撮，解放一大片”，总是先把一小撮鬼化，驱使一大片对之痛加围剿，以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为先进，以不讲逻辑为光荣，以无知愚昧为智慧，以人道为耻，作粗暴的竞赛。理性则被“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在神圣的名义下，对鬼就不能讲什么仁义道德，领袖说得很清楚，不要什么“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连温情也是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就此成为最高的道德，反艺术成为艺术的准则。周扬和丁玲恩恩怨怨，双方说起来莫不头头是道，然而，换一个地位，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一大片”获得解放思想精神升华，享受相对于鬼的优越，却是失去了“一小撮”(鬼)曾经拥有的灵魂自由领域。思想升华到禁绝一切生命体验的高度，就不能向往提高物质待遇，因为你已经批判过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了，你不能追求知识，因为你已经批判过走资派的“智育第一”了。搞臭了一小撮的个人主义之后，实际上是搞臭了自己。你的精神富有得只剩下“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神圣了。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窘境，我把它叫做自我取缔加精神摧残的救赎感。外国人这么对待我们是不行的，但是，自己人，为了中国的光辉前程，忍受精神苦难和物质贫困的奴性变成了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怀疑变成恶，挑战变成罪，以忍受之苦为乐，可又不是苦行僧。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可能这就是宗教。群众运动不是一次性的，此一轮一大片中的人，又成了下一轮的一小撮的鬼，一番又一番的轮回，造成人人可能变鬼的恐怖的恶性循环：批判胡风的成了右派，批判右派的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又成了党内走资派，批判走资派的，又上了“贼船”，批判上了贼船，给人戴高帽的，结果被戴高帽，以凌辱他人为乐的，又被他人以同样甚至加码的程度凌辱。神的祭坛上，神的权威越来越高，而把鬼送上祭坛上，人的灵魂的领域日益丧失，等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神的权威达到“顶峰”，“最高、最高、最高”，人的全部良知、智力则被全盘取缔，变成等待成鬼的躯壳。全中国只剩下一个大脑在合法地思考。其它皆为非法。[1]
这次发言相当震撼，前一天，丁力嗓子都争哑了。听了我的发言，他说，你这样说，我就没有话说了。而对朦胧诗一直持保留意见的诗人丁芒（据说，他三次被开除党籍，三次离婚），听得都哭了。这次会议，还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原来是《诗刊》的理论组的活动，这次，来听会的增加了柯岩和邵燕祥等领导。邵燕祥支持我们，但是他似乎不便发言。有人说我说话走火了。可是当时还很年青的高洪波说，这算什么，中央的理论务虚会上，还有比之更为激烈的。
后来，《诗刊》资深编辑吴家瑾约我写稿。起初，我并不想写。说我已经写过了。恰好，《福建文学》在福州又开了一个诗歌讨论会，这次舒婷也参加了。就在这个会上，《福建文学》的魏世英先生把舒婷、顾城、梁小斌、杨炼、徐敬亚的“诗歌札记”，收集了一组，打印成一个小册子，（后来发表在该刊上）。我一看就十分激动，就从会议上偷偷溜回去，写了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最初题目前面还有两个字“欢呼”。但不久便被《诗刊》退了回来。还有一封信，说：你的文章很好，但是提出的问题比较多，建议你分别写成文章发表。这是很礼貌的退稿语言。可是过了一个月左右吧，《诗刊》让一个年青的理论编辑给我写信，说是，你的稿其实很重要，我们觉得还是发表比较好。请我把稿子寄回去。此时，我也说不好自己是傻还是聪明，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是不是要批判我啊？我把稿子的主要观点，写在一封信里，寄给谢冕，让他把关，如果有重大问题，就给我来信，没有问题，就算了。过了一些天，谢冕没有来信。我想，他大概是觉得没有问题。就把自己稿子里最直率的话都删了，给了《诗刊》。后来，我得知，《诗刊》那个挺有地位的女诗人（柯岩），看了修改的稿子，对张炯说，你们那个孙绍振“缩回去了”。在1986年，鲁迅文学馆筹建的时候，向我征集手稿。有多少他们都要，但，我只给他们那个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