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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赤壁豪杰风流和智者风流之梦,
本文分析的重点关键词“风流”和“梦”，略带文化考古性质。从“风流”中分析出对立而又统一的“豪杰风流”和“智者风流”，揭示苏轼笔下的周瑜本当是“豪杰风流”，而苏轼代之以“智者风流”，“小乔初嫁”被推迟十年，“羽扇纶巾”属于诸葛亮在宋以前早已是共识，而苏轼却将之转属周瑜。被贬谪的苏轼借此参透“人生”大限，把豪杰和智者统一于潇洒之“梦”。
苏轼的赤壁豪杰风流和智者风流之梦
――《念奴娇·赤壁怀古》解读
孙绍振
《念奴娇·赤壁怀古》被历来的词评家们称誉为“真千古绝唱”“乐府绝唱”被奉为词艺的最高峰，千百年来几乎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其艺术上究竟如何“绝”，则很少得到深切的阐明。历代词评家们论述的水准，与东坡达到的水准极不相称。就连二十世纪词学权威唐圭璋的解读也很不到位。唐先生在《唐宋词选释》中这样说：“上片即景写实，下片因景生情。” 由于唐先生的权威，这种说法遮蔽性甚大。在一般读者中造成成见，好像是上片只写实，不抒情，下片则只抒情，不写景。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首先，“即景写实”，与抒情完全游离，不要说是在诗词中，就是在散文中也很难成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早就指出：“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当然，论者完全有权拒绝这样的共识，然而，吾人对必要的论证的期待却落了空。其次，这样的论断与事实不符。苏东坡于黄州游赤壁曾四为诗文，第一次，见《东坡志林·赤壁洞穴》卷四，其文曰：
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鹊巢其上，有二蛇或见之。遇风浪静，辄乘小艇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
什么叫做即景写实”，这就是“即景写实”。而《赤壁怀古》一开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其说是实写，不如说是虚写。第一，在古典诗歌话语中，大江不等于长江。把“大江东去”，当作即景写实，从字面上理解成“长江滚滚向东流去”，就不但遮蔽了视觉高度，而且抹煞了话语的深长意味。这种东望大江，隐含着登高望远，长江一览无余的雄姿。李白诗曰：“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只有身处天地之间的高大，才有大江茫茫不还的视野。而《东坡志林·赤壁洞穴》所记：“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鹊巢其上，有二蛇或见之。”则是由平视转仰视的景观。至于“遇风浪静，辄乘小艇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则从平视到探身寻视。按《赤壁洞穴》所记，苏轼并没有上到“断崖壁立”的顶峰。“大江东去”，一望无余的眼界，显然是心界，是虚拟性的想像，主观精神性的，抒情性的。这种艺术想像把《东坡志林·赤壁洞穴》中写实的自我，提升到精神制高点上去。第二，光从生理性的视觉去看，不管如何也不可能看到“千古风流人物”。台湾诗人喜欢把审美想像视角叫做“灵视”，其艺术奥秘就在于超越了即景写实，把空间的遥远转化为时间的无限。第三，把无数的英雄尽收眼底，使之纷纷消逝于脚下，就是为了反衬出了抒情主人公的精神高度。正是因为这样，“大江东去”为后世反复借用，先后出现在张孝祥（平楚南来，大江东去，处处风波恶。）文天祥（大江东去日夜白）刘辰翁（看取大江东去，把酒凄然北望）黄升（大江东去日西坠）张可久（懒唱大江东去）甚至出现在青年周恩来的诗作中（大江歌罢掉头东）。以空间之高向时间之远自然拓展，使之成为精神宏大的载体，这从盛唐以来，就是诗家想像的重要法门。陈子昂登上幽州台，看到的如果只是遥远的空间，那就没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样视隐千载的悲沧了。恰恰是为看不到时间的渺远，激发出“念天地之悠悠”，情怀深沉就在无限的时间之中。不可忽略的是，悲哀不仅仅是为了看不见燕昭王的黄金台，而且是“后不见来者”，悲沧来自时间无限与与生命的渺小的反差。“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更不是写实。苏东坡在志林中明明说“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而后人也证明黄州赤壁乃当地“赤鼻”之误（张侃《拙轩词话》）“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也是想像之词。前《赤壁赋》具记游性质，有接近于写实的描述：
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根本就没有一点“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的影子。更为关键的是，苏轼所说“风流”人物，聚焦於周瑜。时人对周瑜的形象概括完全是一个雄武勇毅的将军：“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而苏轼用“风流”来概括这个将军，不但是话语的创新，而且是理解的独特。
“风流”，本来有稳定而且丰富的内涵：或指文采风流（词采华茂，婉丽风流，）或指艺术效果（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或指才智超凡，品格卓尔不群（魏晋风流），或指高雅正派，风格温文（风流儒雅，风流蕴藉）。或与潇洒对称（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实际是互文见义，合二而一。所指虽然丰富，但是，大体是指称才华出众，不拘礼法，我行我素，放诞不羁，当然也包括在与异性情感方面不受世俗约束。可以用“是真名士自风流”来概括。风流总是和名士，也就是落拓不羁的文化精英互为表里。风流”作为一个范畴，是古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精神范畴。西方美学的崇高与优美两个方面都可以纳入其中，但又不同，那就是把深邃和从容，艰巨和轻松，高雅和放任结合在一起。在西方只有骑士精神可能与之相对称，但骑士献身国王和美女，缺乏智性的深邃，更无名士的高雅。这个范畴本来就相当复杂，而到了苏轼这里，又对固定的内涵进行了突围。主要是风流从根本上说，是在野的风格，而《赤壁怀古》所怀的却是在朝的建功立业。
“赤壁怀古”，怀的并不是没有任何社会责任的名士，而是当权的、创造历史的豪杰，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苏东坡把“风流”用之于“豪杰”，其妙处不但在使这个已经有点僵化的词语焕发了新的生命，而且在于用在野的向往去同化了周瑜，一开头的“千古风流人物”就为后半片周瑜的儒雅化埋下了伏笔。这个词语的内涵的更新如此成功，以致近千年后，毛泽东在《沁园春·咏雪》中禁不住用“风流人物”来概括他理想的革命英雄。
“风流人物”的内涵这样大幅度的更新，层次是十分细致的。在开头还是一种暗示，一种在联想上潜隐性的准备。
在苏轼的心中，有两个赤壁，两种“风流”：一个是《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壮丽的，豪杰的赤壁，一个是，前《赤壁赋》中，“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婉约优雅的，智者的赤壁。两种境界都可以用“风流”来概括，但是，是两种不同的“风流”，这种不同并不完全由自然景观决定，而且是诗人不同心态所选择。时在元丰五年（1082），苏轼先作了《赤壁赋》，又作《赤壁怀古》，显然是表现了一种风流，意犹未尽，要让自己灵魂深处豪杰“风流”得到正面的表现。不再采用赋体，而用词这种形式，无非是因为它更具超越写实的、想像的自由。
在前《赤壁赋》中，写到曹操，是“一世之雄”，但是，诗人借一个朋友（客）之口提出了一个否定性的质疑：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霸气，“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豪情，固然豪迈，但是，只能是“一世之雄”，在智者眼目中，终究逃不脱生命的大限，这个生命苦短的母题，早在古诗十九首中就形成了。曹操在《短歌行》把古诗十九首的及时行乐提升到政治上、道德上的“天下归心”的理想境界。但是，这个母题苏东坡在这里，还有质疑的余地。也就是不够“风流”的。他借朋友之口提出来，随即在自答中，把这个母题提升到哲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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