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赤壁豪杰风流和智者风流之梦

这里出现了第三个苏东坡，把豪杰风流的豪放和名士风流和智者风流的婉约结合起来的苏东坡。

   传统词评对于词风常常作豪放婉约机械的划分，知其区分而忘却其联系，唯具体分析能破除此弊。

   俞文豹《吹剑录》说“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这个说法，由于把豪放和婉约两派的风格，说得很感性，很生动，因而影响很大，由此而生的遮蔽也很大。本来，豪放和婉约都是相对的。任何区分都不可能绝对，划分有界限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相互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则是另一方面。从词人的全部作品来说，豪放和婉约的交叉和错位，则更是常见。《赤壁怀古》中的“大江东去”，以妙龄女郎吟哦，不能曲尽其妙，东坡词中的自由浪迹，醉卧溪桥，由关西大汉来吟唱，可能不伦不类。这一点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苏氏词赋中的旷世杰作，还有既难以列入豪放，亦难以划归婉约的风格，赤壁二赋，似乎既不适合关西大汉慷慨高歌，又不适合妙龄女郎浅斟低唱。诗人为之设计的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扁舟一叶，顺流而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洞箫婉转，如泣如诉，如慕如怨，与客作宇宙无限生命有限之答问。这个洞箫遗响无穷中的“梦”，正是从赤壁怀古中衍生而来的。可以说，是对赤壁怀古“人间如梦”的准确的演绎。这个“梦”正是苏轼的人生之“梦”，是诗人的哲学之“梦”，也是智者的诗性之“梦”。在这个“梦”中溶化了豪放的英气、婉约的柔情和智者的深邃，英才的、情人的、智者的风范在这里得到高度的统一。这个“梦”不是虚无的，而是理想化的，艺术化的，是值得尽情地、率性地，放浪形骸地享受的。也许在苏轼看来，能够进入这个境界的，才是最深邃的潇洒，最高层次的“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