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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里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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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剑虹 荷燕 译 张全岳校

  以往的经验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写一本书比给这本书定个标题容易。于是我想到了,我今晚将给你们作的讲演的主要题目,不会获得什么巨大的成就。我的题目大概可以称为:《勒内·玛丽亚·里尔克在其时代的生活中》。然而,一则这个题目不够充分,再则我们大家也许都觉得,从根本上来说它和这个诗人及其寂寞感是何等不相称!然而,它确实有某种题目的含义,只不过必须较为狭隘地,同时又较为简要地加以表述而且。因为在我们短暂的交谈中,我要同你们或明白或暗示地谈论的内容,涉及到——尽管含蓄甚于明确——在时代的某个特定方面,那位死后依然活在我们大家心中,并且活生生地产生影响的朋友的形象,以及他在那个特定方面的立场和他同那个特定方面的密切关系。

  我原来打算引导性地同你们谈谈这位和我们一起生活的诗人的影响,谈谈下述十分重要的情况,那就是即使在像我们这个贫乏、郁闷的时代中,对诗歌创作过程的不断重新发现,不仅是因袭的财富,而且也是生动的延续,是不断的重新觉察。然而,我对自己说,你们今天到这里来这件事,证明了这种引导原本是不需要的。你们大家和我在下述认识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对于大家,而且在某种自然本质方面受到更为狭隘的限制的意义上,同时对于个别人来说,大约可以表述为:谁停止了创作,谁就停止了行动。因为这种创作所带来的丰富一旦停滞,那么遗留下来的就不是什么必需的东西,而是缺陷了。

  假如我们从这个认识出发,提出我们当代德语诗歌代表作家的问题,同时依据我们较近的目标,把这个问题限制在其他民族的语言惯用法里那种首先把真正诗歌的作者称为诗人的较为狭窄的概念内,那么,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肯定,德国人和外国人都会首先提到这三个名字。其中两个名字,斯蒂芬·盖奥尔格②和胡果·冯·霍夫曼斯塔尔③的名字,属于已经远过中年的诗人。第三位在欧洲享有盛誉的德语诗人就是勒内·玛丽亚·里尔克,当他成为无家可归的德国——波希米亚人而在瑞士避难所这个半异乡中永远合上眼睛时,已是五十岁的人了。

  这三位诗人从最终的希望、最终的要求、最终的情况和最终的习俗那个已经消逝的彼岸出发,仍然活跃而又形象地影响着当今这个先决条件与需求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时代,他们还在向当今这一代人传授其高贵的精神、意识和同这种宝贵相联系的义务意识,就像活着的人向活着的人所能传授的那样。在这三位诗人中,里尔克是最年轻的一位,我们这个既悲哀又欢庆的团体,今天正是出于对他的敬意才在这里集合起来。里尔克在许多方面是极温顺、极腼腆的人,甚至我们干脆不妨用最软弱的人这个词。这个词也许含有伤害诗人的意思,但无论如何这意味着一种限制。然而,即使在这里是这个含义,也只有在我们谈到应该怎样来解释的问题时才使用这个词:在当时德国人发出的所有声音中,最轻微、最杂乱的声音正是这位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易受伤害的人发出的,这位终生谨小慎微地回避所有较为激烈的动荡、所有过分明确的责任的人,不仅使——那似乎还可以理解——女人之心受制于他的健力,而且在其本身的语域中,甚至在远离这种语域的地方,也使男人们的耳朵顺从起来。

  除了已创作的作品本身以外,这个问题是不能从任何别的方面来阐明和回答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依靠作品,就可能会仅仅从单方面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除非我们把这些作品同那共同经历的、共同创作的时代所拥有的文献、财富和需求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谈话的狭小范围内,除了里尔克,仅仅限于把已经提到的那两位在德语诗的相同领域中起作用的诗人进行通常所作的比较,那么,在这个较为狭小的领域内肯定会产生一种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关联。人们可以探讨三位诗人在民族和出生地方面的异同点,考察他们的语言惯用法异同的渊源和态度。诸如此类的证据和其他更多的证据,将毫无疑问地披露出许多至关重要的、使人明了的细节;然而,我们不可以在这里扯得太远,它们似乎都像课文中应作的注解那样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探讨下去,更坚决地追问下去,为的是发现那存在于最深处的共同东西,尽管某种完全不同的教养和发展,某种朝完全不同方向分离的东西,根据每个人的气质、才能和性格而在表述那三种终身业绩,表述那已经完成和正在发展中的事物方面,进入时代的心脏的正中,进入时代的最内在的生活,遇到时代的种种最内在的困境。

  我们在进行比较时,首先觉察到一点。我们看到,在三位诗人的抒情作品中,那首先在习惯上被我们看作是所有抒情诗的激励者与支持者的精神生活一面,占有一个很狭小的、或者无论如何相当不明确的特定地位。在霍夫曼斯塔尔那里,几乎找不到真正的情诗。在盖奥尔格那里,极其明显地出现了情歌,但它所起的作用却较小。在里尔克那里,情诗则完全退到了次要的位置。使人觉得,似乎在所有这三个人这里,那无疑难以捉摸的性ai因素已经化成了他们那大世界的共同概念,似乎在他们看来,这个因素连同这个世界的概念,同时从那直接出现在歌唱中的经历变成了同一个问题。

  我们讲出这一点,就已经是以大胆的一跃跨入了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因为我正是在这个棘手的根源上,在他们的创作的这个棘手的内容中感到——而且从一种完全特定的观点出发——这三位在其他方面是十分不同的诗人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及亲密的感情,他们共同感到了在各个阶级和各种言论中存在着问题的时代的联系。

  在这里,我们可以确定,从狭义上说,这三位作者中没有一位可以称为基督教诗人。人们不见得会以为,他们因为不是基督教诗人就更加失真,更加缺乏成果。这个通过较为深入的观察得以证明其全部诗歌的基础的问题,虽然仅仅是一个一般性和类同性的问题,然而所有高水平的诗歌,甚至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这个问题基础上的;它是一个关于责任和罪孽的老问题,这个问题几乎从里向外地使他们的任何一种诗歌的表达,都变成那种进行说明、解答或防御的企图,而且,就像已经提及的那样,这并不完全是按照古老意义上的观点,这种关于罪孽与厄运的概念似乎宁可混合某种偶然的东西或机械的东西,而相反地是不按基督教的教义的,因为这种教义把所要求的和所做到的之间的冲突置入人的内心世界,与此同时制造出义务这个概念,而这种义务的超验性和无情性在任何地方都不容有什么出路和遁词。

  留心的读者已经从霍夫曼斯塔尔作品的每一行文字中看到,这种不断受到某种内心变化的伤害的基督教意识,也许十分清楚地在他的作品的两极中表现出来了:其一是小型戏剧中那种几乎还是男孩一般的丰富想象,其二是对那没有污点的女人,对我们所拥有的散文诗甜美而又庄严的神化。而对于那种内心变化来说,所承担的每一种责任又产生种种新的责任,任何一种预见不到的、难以估量的失误都会表现出它的影响。

  在这座金字塔中,斯蒂芬·盖奥尔格的世界观把同样等级上的一群门徒和追随者置于塔的中间和顶端周围。这座金字塔在与所有偶然遇上的异教相悖时,甚至当它并非由“上帝之城”④的概念和但丁的观念世界所形成时,都是人道主义的,即在我们的感受力中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意识形态。两位诗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一切生活与行为的疑问之处似乎都成了他们的对手,而他们在这一对手的缀合的布景变换式艺术中,通过试验确认了自己的力量,其目的在于远胜过对手,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不得不走向另一面,那就得从失败走向那得到了净化和美化的失败。他们寻找种种答案和抉择。可是,这种对完美的答案和最终的抉择的追求,在那种英勇式的强暴中却是不存在的。而数十年以来,斯蒂芬·盖奥尔格的魅力正是用这种强暴一代接一代地承担着进入一个魔力圈的义务,这个魔力图充满种种严厉的要求,同克林斯奥尔和阿尔米达的乐园只有共同之处。在霍夫曼斯塔尔那里,这种较为小心、犹豫的抉择,可能由于艺术手段的勉力而足以使那未受警告的人忘记那种疑惑与赞同的更为柔和的交融:它到处都涉及到比这种吸引力更多的东西,简单地说,涉及到隐藏在富有才智的比喻后面,隐藏在那无法说明的基督的话后面的东西:“谁觊觎一个女子,谁就在心中与她通了奸。”或者说,隐藏在另一句也许更为可怕和含糊的话后面的东西:“你们已经加于这个渺小之极的人物的,也就是已经加于我的。”

  在这些话背后,是一个难以说明的彼岸,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威胁和更加危险的诱惑的彼岸,一个充溢着无法实现的要求和难以忍受的后果的彼岸;目光所及之处是失职,内心所遁之处是压迫。在这里,这个世界如此临近活人的领域,以致一举手,一呼吸,甚至于只需一种未加思索的心理活动,就足以冲破这堵由空气形成的墙,使此岸与彼岸卷入那场其结局难以预料、其目的无法探究、其必要性不可猜中的斗争。如果人们想让这样一种世界观在全部范围内有效,那真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勇气,一种几乎亵渎神灵的信心,哪怕是以那渴望的一声呼喊来发动骚乱的唯一的一次行动——在这种骚乱中,每一种事件都同上千种玩忽职守不可解开地联系在一起,各种可以避免的祸端都和上千种已经发生的灾难不可解开地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与上千种死亡不可解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行动中,人们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同时以那种极其敏锐的、合乎道义的判断,以那种对于含有合乎道义的世界、对于要求和结论负有责任和罪孽的基督教彼岸的东西最为敏锐和最为坚定的观察,把一种随着天生的温柔和可以接受的弱点的意识而产生的恐惧,甚至把内心的矛盾结合起来,而这种内心的矛盾最终只使他剩下一个愿望:要么一下子静止不动地以生活契机的魅力去维护那已经得到保障的环境,从而也同样静止不动地祛除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一切四处漂泊伪鬼怪,要么自身直接地化为乌有。尽管在这一行动中所付出的代价是反复的变形,而这种变形使他面对蛇发女怪⑤的这种可能和不可能的无数道目光而变成石头,或者让他在反复考虑所有要求的情况下马上变成石头,但是行为和责任是与外表无关的。如果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就会以活生生的躯体在托马斯·阿奎那⑥的地狱里逗留,地狱的居住者就像亚里士多德⑦经院哲学的理论所称的,是“有权势的统治者”,这就是说,所有判断力和所有理解力,而且在这种意义上所有可能的痛苦都被抛弃了,但是,“行动”,亦即把这些认识和可能性转变为行动的恩惠并没有被抛弃。德语中最温顺、最善良和最轻信的诗人之一里尔克,在其生活的时代中曾在这样的地狱中逗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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