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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四首——（《我爱这土地》《死水》）,
《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国边的。闻一多当年清华的同窗好友、后又一同赴美留学的罗隆基回国后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曾因争自由、民主、人权及对国民党进行严厉的抨击而入狱。对罗隆基的言行，闻一多颇不以为然，在1934年夏甚至正言厉色指责罗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7】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7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8】执笔者，正是十余年后因“宁肯饿死，不食美援”著称的朱自清。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9】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埋下了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们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许多教授要靠业余经商、到中学兼课或卖文售字才能维持生活。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在内的一些教授夫人们开始合制糕点送到商店寄售，要养活八口之家的闻一多只得给人治印，勉强维持日用。生活的平民化，把他们彻底赶出了安逸的象牙之塔，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在这种情景下，执政者的贪污腐化便更加触目惊心，忍无可忍。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的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10】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开始由学者转变成斗士。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记》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11】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一九四四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成天吐出去却没有新的东西补充，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以“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现在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而已，等到政治上告一段落，我的门外底一只脚还是收回，不过留个窗户时常向外看看。”【12】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严酷的政治现实已不容他收回那“门外底一支脚”。在1946年7月15日勇敢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之后，竟被暗杀于昆明街头。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中共领导人发来唁电，并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胡愈之、曹靖华、巴金、郑振铎等人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致电，揭露控诉这一暴行，请求联合国“立即派一个调查团来”，否则“中国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将面临暴力灭绝的威胁。”【13】
四
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生活的贫困化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是广大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但是，每个个人的转变又都有着不尽相同的个人因素。在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中，有三个人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一是他的多年好友罗隆基。虽然当年闻一多对罗严厉批评国民党甚为不满，但二人私谊仍在，罗对他一直有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抗战时的争民主运动中终于结果。二是他的学生兼同事吴晗。吴晗以其出色的学术才华深受胡适、闻一多的赏识，从未涉足政治。但吴的妻子袁震以前却是共产党员，后来失去联系。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为在高层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而与袁恢复联系。吴晗渐受影响，终于加入民盟，卷入政治。吴晗加入民盟后，遵照中共的指示多做闻一多的“工作”。正是在吴的细心“工作”和多次动员之下，闻一多也参加了民盟，于政治涉足渐深。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来昆明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华岗。华岗是知识分子出身，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著述甚丰，一派学者风度。学识渊博的华岗来到云大社会学系当教授，主动拜访闻一多，立即赢得闻的信任与敬佩。在华岗的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中共在地下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在“研究会”的多次座谈会上，闻一多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种种理论。在闻一多的心中，华岗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因此他对华岗可谓“言听计从”。走笔至此，则不能不令人顿生万般感慨：为共产党出生入死的华岗早在1955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而被捕入狱，“文革”中更是备受磨难，于1972年瘐死狱中，直到1980年始获“平反”，只可惜斯人已去；罗隆基在1957年被划为“大右派”，于1965年在孤寂中病逝；谁也没有料到，1965年秋对吴晗的批判竟成为给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的序幕，吴晗与妻子袁震在1969年双双被迫害至死，他们尚末成年的女儿也惨遭迫害而精神失常，只得以死相抗，在1976年结束了自己年仅22岁的年轻的生命……面对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一种殉道般的悲壮感不禁油然而生，那遥远的少年时代读过的高尔基的“母亲”说过的一句话，竟如此鲜明地涌跳出来，字字如重锤击胸，使人喘不过气来：“要是人们都不为我主耶稣的荣耀去赴死，也就不会有我主耶稣了……”【14】
【注释】
【1】徐志摩：《猛虎集.自序》，《徐志摩选集》第3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2】闻一多：《给饶孟侃先生》，《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3】见《现代评论》二卷三十九期。【4】闻一多：《给臧克家先生》，《闻一多书信选集》第315页。【5】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134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6】《闻一多书信选集》，第206页。【7】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怀人丛录》第15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8】《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1936年12月16日。【9】张春风：《闻一多先生二三事》，《宇宙风》第147、148期合刊，1947年3月1日。【10】闻一多主讲、际戡笔记：《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4页，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7月出版。【11】凌风：《回忆闻一多同志》，《光明日报》1950年7月15日。【12】见吴晗：《哭一多父子》，《周报》第46期，1946年7月18日；冯友兰：《回念朱佩弦先生和闻一多先生》，《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13】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8月7日。【14】高尔基：《母亲》第195页，
我爱这土地
一、导入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谁不爱自己的祖国！穿越时空，只有一种感情能将民族的心联系起来，那就是对祖国深深的爱。早在1938年，著名诗人艾清就眼含热泪地对祖国母亲唱了一首深情的赞歌——《我爱这土地》。
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写于风雨飘摇的1938年。那时日寇的铁蹄正肆意践踏着祖国的大地。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诗人无法抑制的拳拳爱国情终于喷发出来。他拿起笔写成了《我》，从此，这首诗在抗战时期广为传诵。
二、朗读
三、分析重点：
1、 意象（让学生找出，并在前面加上定语）
诗中的“土地”“河流”“风”“黎明”四组意象是有象征意义的。“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意象展示了大地遭受苦难、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永远汹涌着”的“悲愤”的“河流”和“激怒”的“风”抒写了人民的悲愤和激怒，象征抗战力量的日渐壮大和那风起云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是苦难人民的希望和抗战胜利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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