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30年代以来，林徽因在诗坛和建筑界双负盛名。她的才貌双全和爱情传奇又随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而家喻户晓。学者亲友对该剧远离史实的非议更引发海内外读者探究的兴趣。
《窗子内外忆徽因》是国内第一部多人回忆林徽因的专集，收著名作家、建筑家及亲友学生文章近三十篇，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她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等超凡脱俗的亲密友谊和她对事业的献身精神。
不约而同，几乎到过林家的人都特别赞赏她那著名的“客厅”。这位女主人的茶会对当年的文学青年萧乾“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为保留住这样健康的生动，刘小沁在《中国文艺家》2000年第6期上，特意将不同专业、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时间对“客厅”的忆叙类聚成篇引读者“走进徽因的客厅”。你会发觉，当“真实”并非特意为不真实而记录时，往事不言自明了。下文是从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人物的广泛性
在抗战前10年中，每星期六下午在金先生家有茶会。在抗战前，金先生一直住在北京城里，其中有六七年他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一小院里。这座房子有前后两院。前院住的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夫人一家。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习惯。他在每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做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仁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WalterB．Cannon）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家常客的）女儿慰梅（Wilma）和女婿费正清（JohnK．Fairbonk）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
（陈岱孙《回忆金岳霖先生》）
不是闲言碎语
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即费慰梅，编者注）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聚会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刚到北京的那段时间，徽因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时，经常把我们也带去。我们受到老金的欢迎，其他人在讲故事时当然是用中文谈话、耳语和哄笑，也容忍了我们这对“老外”在场。当次年费正清成为清华的教师，而我们的中文也流利一些时，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了。
星期六下午，老金家的聚会时常挪到一家中国餐馆碰面。有一天晚上特别值得回忆，那一次，徽因在餐桌上给朋友们讲了一则异乎寻常的故事。在梁家客厅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些事情发生，尤其是那忠心耿耿的女佣陈妈经常要出出进进，把一些麻烦事告诉徽因，要她拿主意。每一件麻烦事，不论是发生在家里还是在隔壁人家，都要徽因去想办法。
徽因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进来说，梁家高围墙西沿住的那位邻居，屋顶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她说那里的房客穷得修不起房顶，求徽因向房东说项。像平时一样，徽因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亲自去调查这件事。她同房东一说，发现房客住三间房，每月只付50个铜板（合十美分）的房租。房东说，现任房客的祖先在两百年前的乾隆年间就租下这房子，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户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按中国的法律，房东是不能提高房租的。徽因生动而详细地叙述，最后以徽因捐给房东一笔修缮屋顶的款项，而结束了这个故事。我们又笑又鼓掌。“你向我们讲明了过去的北京仍旧赫然存在，徽因真有你的！”
徽因的客厅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拥满了人，而上门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佣人外，还有各门亲戚穿进穿出，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因仰慕徽因的作品而来，并因为着迷徽因个人的魅力，流连忘返。（译注：林徽因的才气过人，徐志摩曾说她是“中国的曼殊斐儿”。）
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天才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我时常想，我们之间用流利的英语谈着各种题材、充满激情的话，可能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生动对话的回音。我想，她永远忘不了他，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在伦敦徐志摩为她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
哲学家金岳霖，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实际上是梁家后来加入的一分子，就住在隔壁一间小屋子里。梁氏夫妇的客厅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搅和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这群人是老金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人；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陈岱孙，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领域峥嵘头角：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带领中央研究院小组在安阳发掘殷墟；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这些人如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逻辑学家老金，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他们有些人的妻子也会出席，参与热烈的谈话。
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