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两家向来非常重视人生意义问题。庄子对他所在的那个大动荡时代的人的痛苦境遇体验深切，他始终以哲人的慧识关怀着个体的解脱。他发问道："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平？"（《庄子·齐物论》）庄子在深思：芸芸俗生终日忙忙碌碌，疯狂地追逐名利，无情地侵害争夺，获得了什么成功？这样活着岂不丧失了人的内在价值？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人的归宿，人们难道不是确实存在着蒙昧吗？庄子这样的发问已直接取向于对生存的意义的具体感受——苦乐——的思考。
孔子也重视从人的身生感受的升华汲取乐意。孔子的时代是庄子所处的战国时期的序，个体生存的苦处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礼崩乐坏"、政道废弛，波及而出的是"仁义不施"的人伦危机。整个士阶层以其独醒的忧患意识，感叹国无纲纪。因而，孔子主要从社会道德危机入手来规划人生的社会使命。孔子对个体人生的生存体验可能不及庄子，他侧重于社会环境的整饬，并且认识到必须以个体的人生的调节来拯救世风。可以说，庄子要解决的是个体安身立命的问题，而孔子则赋予自己以"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他把自我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生要有意义，就要弘道践道、改造社会。对此，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此种"乐"，是人生价值的胜义。
庄子的人生价值观可以从他与惠施在濠上观鱼的对话中表现出来。《庄子·秋水》载，庄子与惠施曾游于濠梁之上，庄子睹物思人，触类旁通，说："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庄子相信"鱼之乐"是有内在原因的。庄子的人生观承起自然天道观，对人生的痛苦体验，使得庄子向社会之外寻觅人生的乐趣，自然美感正好可以充实他的生存体验形成的空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庄子的哲学发端于自然审美，由自然美过渡到生存美，进而思考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这形成了他的自然哲学化的人道哲学。天道、自然和人事的不同之处，是庄子的人生之乐和他的虚无境界哲学的活水源头。庄子视鱼犹得道"之人，水犹道体。鱼们无贪欲、无纷争、无私藏，恬淡纯朴，得水见性，自足自造，"是谓反其真"；无智，相处如忘我，无思无虑等等，几乎吻合于庄子的随俗浮游的世俗生活态度。鱼可以说是庄子生存美的意向的对象物，"鱼之乐"可以说全面呈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庄子是一个"鱼化"的形象。
我们把《论语·雍》中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与孔子的"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合而称之为"孔颜乐处"，用以表示孔子的人生意义现。"孔颜乐处"，意味着人的伟大、道德的庄严崇高美。它包括。孔子肯定人的生存需求、社会需要、社会存在、隐忍救世、安贫乐道的使命感，不计较世俗功利、灾固于仁义至尚的道德意识，尊重主体的地位和改造社会的能动力等。一句话，可以说在人生的天平上，孔子秤量自我人生的价值所用的砝码是具有崇高美的天下之利和万世之名的社会价值，孔子说；"仁者乐山"，正反映了孔子所追求的是与山的高峻美感契合的挺拔的人生和庄重的道德追求。
世俗生活之域是生存的第一场所，所有的人生由此遭遇，人生的第一层意义也即由此发生。世俗中的社会或个体存在的极不合理，很容易使人产生愤世嫉俗、悲观厌世、忧患意识、改良社会的使命感等多种社会意识。到底对世俗与人生的价值关系应当怎样看呢？
首先是基本的生存欲望问题。任何人也摆脱不了世俗境遇，因为它是完整的人生的一个必经环节。孔子肯定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也"，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相似的。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讨论语·雍也》）孔子认为"仁之方"就是推己及人。这种通过认识自己来证会他人的方法，使孔子很自然地对人的生存欲望的共性给予"人同此心"的肯定。他说："吾米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对于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他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以论语·颜渊》）足食最为重要。《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可见，孔子认为富民、惠民、济众是基本的为政目的。所以孔子强调："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
可是，世俗生活的内容又不止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孔子时代是私有制泛滥的时代，压迫、苛敛、强梁几乎是合法化手段。特别是统治者，受私有观念左右，将人与人的关系演化为赤裸裸的手段与利益关系，由此而产生了贪欲问题。此外，象功、名、利、禄、仕等，都带有私有制内容，都是社会现实决定的。孔子不愧是"圣之时者也"，他对社会存在抱着客观的态度。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贪欲最易使社会变成手段的宰割对象。孔子反对仅仅为贪欲而生存，指责"小人喻于利。"（同上）但是对以道得之的私有满足，他也是直面肯定的："学也，禄在其中矣！"以论语·卫灵公》）"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日》）对于当时的私有制世俗，给予有条件的承认，正是孔子的高明之处。
庄子对世俗生活的态度就与孔子颇为不同了。庄子看不惯那个时代，"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并且意识到"方今之时，仅免于刑焉。"（《庄子·人间世》）在于忽视人生的社会化过程，追求从世俗解脱出去。怎样解脱呢？那就是追求"相忘於江湖"（《庄子·大宗师》）的"鱼之乐"。庄子巧妙地以"可不可"的态度否定了人的社会存在和世俗的一切。庄子是一个旁观者，他既不肯定世俗，也不否定世俗。对于物欲，庄子还说："丧已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庄子·缮性》他指责俗人"众人役役"，（《庄子·齐物论》）教诲他们："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调，有调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庄子·齐物论》）所谓"尘垢，"就是俗世。在庄子看来，人处世俗中是悲剧，世俗使人本心皆失。他甚至称世俗人生是"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以在于·齐物论》）。但是庄子并不是消极的悲观主义者。他看到了私有制社会里，欲望以社会为手段，贪婪而不顾一切地追求自身的满足，从而造成了罪孽。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庄子希望以天之道取代人之道。但是，一遇到社会这个巨大的怪物，天之道的落实就遥遥无期了。社会不可能倒退到返朴归真的"民之常性"时代。庄子认为，阻挡社会前进犹如螳螂"想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庄子·人间世》）而且，"绝迹易，无行地难"（《庄子·人间世》）脱离或否定社会的个体只能是孤独的："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庄子·德充符》）实际上，天地大炉造人，并未给人以特殊地位。因而，他主张在社会上生存不必认真，"是以圣人不由（是非之路）而照之于天"，"和之以是非，休乎天钩，是之谓两行。"这样，在世俗的生活领域，我们见到了一个"两行"的庄子，他追求"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甚至于"无所可用"以（《庄子·人间世》）地无为游世。
对于世俗现象界的否定，庄子是相当彻底的，从生死观上可见一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庄子与主张生不如死的民世主义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以否定思维不断提升人生的境界的，也就是说庄子从超越生死之中得到了精神体验的升华，是从绝处逢生，而不是陷入了矛盾之中，但是他从生死观上突破出去，复活了内在精神而向精神的"无不为"发展。一方面，庄子的生死观主张"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庄子·德充符》），即在世俗中"难得糊涂"。另一方面庄子又认为"成然寐，蘧然觉，"（《庄子·大宗师》）就是说生是蒙昧，死才是觉解。《养生主》说到老子之死带来的觉解："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联系起来可知，庄子的生死现使他方生方死之时体验到了新生和最终解脱，这个新生超越了世俗的生现象圈子。庄子对世俗的否定，对于常人来说是"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庄子·逍遥游》）但是就庄子来说，他实际上又是以人生的尊严向虽生犹死挑战，争取新生。可以说，生死观的突破是庄子精神向第二层"心不死"进展的重要一步。
上升一个层次，可以看出孔子和庄子在人生道德意义上觉解的同异。这里既有整饬风尚之目的同归，又有方法和发展上的殊途。
孔子在肯定人的世俗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人的道德文明向度。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同时树立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主宰地位："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庄子则主要优先考虑整个宇宙的人道服从天道的秩序，拒斥了人的一般社会道德文化形貌，否定了"人耳！人耳！"（《庄子·大宗师》）即否定了人在宇宙中的至上的地位，从天道整体需要上设定人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