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地方是，孔庄都觉悟到内在世界贞固的重要，实际都在追求"内圣"。孔子讲"为仁由己"，重视主体德性能力；庄子讲"内不化"、"心不死"的自我。孔子重视道德主体自觉，这一点易于被人们认识，而一般介绍到庄子的论著时则着重讲庄子的"近死之心"（《庄子·齐物论》），"心如死灰"，不能结合庄子"道"思维发展的层次性和庄子真实的道德自我存在来评价庄子，往往把庄子讲死了。事实上"，庄子在道德层次上主张"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反对"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庄子·齐物论》）在第二层次上，孔庄有强调内在精神自觉的交叉点，不过是道德范式不同。
孔子从社会本体思维上确认道德的文化功能，认为道德为社会之根，一切的社会生活最后可以还原到道德人生上来发动。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人生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国家不能无道德秩序，"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人如果丧失了道德之心，那种人生就不可能有深弘的社会历史意义，而是"小人"的生活。
就道德范式说，孔子的道德论主要含摄仁义礼智信等人格范畴，中庸、内省的方法，教化和德政，君子圣人的境界等方面。
仁义礼智情最深的根据是横向的人际关系和人的道德心理，当然，也发而用之于纵向的社会结构原理。它们统一起来以疏通实际的物质利益矛盾。
中庸是控制道德认识和行为活动系统的自我调适工具。如果没有"中庸"，那么孔子的整个道德范式就变成了僵化的结构，每一个支目范畴就变为空洞有害的碎片。如各种礼的规范一旦脱离了中庸的灵活运用，就会变成不合理的戒律。
内省的方法是仁智结合的道德理性的一种表现。它既是伦理认识方法，也是传习、接受道德范式的必备手段。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内省，也包括知过。孔子曾说："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要求君子"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唯能如此，才能少优寡悔，体会人生伟大的乐趣。反省方法也渗透了道德自我的主体意识："我欲仁，嘶仁至矣。"（《论语·述而》）与子夏的"博学而笃志，切向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的笃志、近思说法一致，也和《论语·李氏》篇中认识自己的"九思"一致。正是反省方法才使道德他律变成了欣愉的自律。
教化和德政是统一的，教化是因，德政是果。德政就是"庶矣"，加"富之"，再加"教之"，也就是用教化成就德性主体，起而主动地通畅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消弭利益冲突。所以，以教化实现德政，是儒学道德实践的重心。
"孔颜乐处"对世俗的基本价值需求是给予承认的，但并不承认世俗的一切行为方式都是正当的。儒家对世俗的唯功利主义持否定态度。这一态度是借道德人生论作为支持的，《论语》中的君子人格就是道德人生的偶像。所谓君子就是体道、爱道、学道、践道和献身于道的生活的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人格是整个士阶层当然的楷模，士阶层正是以道德人生的价值来平衡世俗功利之得失的。虽然儒家的责任和义务人生观在当时只是远大的理想，但孔子看到了它在未来的现实性。因此，儒家人生观对当时世俗的观念，诸如贫富、贵贱、苦乐、生死等等，表现得很豁达："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面对孤零奋斗的人生，孔子说："不愿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论语·学而》）"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对于权势，孔子认为："不患无位，息所以立。……"难能可贵的是，"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他的礼义教育才是更有价值的为政。
在道德层面上，庄子也重视主体内在精神之自觉："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庄子·则阳》），"唯至人乃能……顺人而不失已"（《庄子·外物》）。这里的"己"，与前文的"内不化"、"不死之心"，就是指内在的我，是道德主体。据《庄子·田子方》载，孔子问老子："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老子答曰："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听起来道家似乎否定道德修养。其实，这是庄子后学对庄子的曲解，实际上道家的为道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道德自觉这个环节。所谓"不以物挫志"（《庄子·天地》），"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庄子·应帝王》），"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等等，就是指的道德修炼环节。
庄子的道德方法是什么呢？老子要求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庄子的道德取向也是效法自然无为的天道："动而天行"（《庄子·刻意》），"循天之理"，（《庄子·刻意》）讲的是"天而不人"，实质上有个人法天道之性的内心环节，也即返朴归真，达到素朴无为，也就是通过内养精神求得克制生命、权力、物质利益三方面欲望的平衡。养神之道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排除杂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此处讲的无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有为，借助于此，庄子方可游世而不同世，并否定当时世风。"鱼之乐"是由于天性真朴，人之至乐也应当是涤除社会性返归自然情性。值得指出的是，庄子的道德论，究其极因，乃是对私有制社会贪欲的否定，它在客观上起到一种强调个人本位道德和均衡社会秩序的作用。
尽管孔、庄不同道德范式的客观效果一致，但是包含的对立并未因此消除。孔子主张通过社会道德工具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而庄子则借自然性否定道德作为社会工具的功能。庄子虽然肯定人的目的性价值，但拒斥使这一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工具。因为，他认为道德工具会使人本身异化为工具性的人，成为虚设的仁义的牺牲品，道德工具最终将导致人丧失本心真性。庄子主张通过自我回归到仁义产生之前的自然人性。庄子看不到仁义道德的发生是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认为儒学道德的形成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六，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这等于说儒家是舍本逐本。与老子一样，庄子认为归真的过程就是揭去儒家的仁义面纱："为学日益，为道回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八》）对于儒家来说，"人同此心"的良心是质，仁义是实的节文。相比较起来，道家的道德虽有导向功能，但社会规范功能不显著。
在批判儒学的圣道生活价值的基础上，庄子提出了"至人"的生活。这一点在方法上与儒学道德论不同，但实质相似，都在追求"内圣"。至人的特征是无名、无私、无己、无欲、无功、虚己待物等等，总之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庄子·德充符》）。这是对有人之形而形化随欲的自我否定。庄子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庄子·德充符》）。
孔庄的形上人生意义论是"孔颜乐处"和"鱼之乐"的最高部分，是对人生意义在精神尽处的觉解。
孔子的形上理论建筑于对人的一种理解基础之上。儒学一开始就认为人在宇宙中地位最高，从人的社会能动精神出发，建构了一个动态的、无疆的精神宇宙，约而言之，可称为生命流行的宇宙观。它是儒家人的主体生命意识的膨化，又上接和沟通了宇宙的演生全息。儒学的形上理论在《论语》中是不完整的，但可以从《周易》、《大学》、《中庸》中完备地看到。这个形上论包括的基本原则有：
（1）有机过程。儒学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体，其内涵由体见用，是勃勃生机的流转分布。宇宙的运动就是生命洪流的生生不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传》）；"生生之谓易"以易传》）。
（2）和谐的秩序。儒家主张统摄天地人三位一体，并认为这个结构整体动静有常、动静和谐。这就是阴阳和合，相配消长的理论和人天耦合的理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
（3）人居主宰地位，儒学认为人得宇宙精华而成，宇宙中人的价值高于禽兽及其它万物，并且认为人体就是小宇宙，人和宇宙存在同一性，人可以感应和认识天道，从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会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
（4）这些形上原则赋予了人生以德配天的深意。正如宋儒的发挥，人生最高乐处在于知天、事天、同天和乐天。一者，唯人有资格象天："推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二者，人的最高目的性价值就在于尽物之性，也就是通过实践所有价值本体中蕴含的价值。这叫成己、成物、达人、赞天化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