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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中的的儒道佛,
世都没有被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独尊的艺术地位，他寻找的是一种更理想的人生。克尔凯戈尔说：“要是一个人想使自己的生活多少有点意思，而不是象动物那样，压根就不曾仰望过什么，要是一个人想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不是把自己交给有若浮云一般东西，不是急不可待地让自己为过眼烟云的幻象所惑，也就是说，既不使自己的生活百无聊赖，又不无谓奔忙，那么，就必得要有某种更高的东西存在。”〔4 〕在汪曾祺小说的人生建构中，这更高的东西就是入世与出世构成的和谐。他笔下的人物，热爱生活却不执着于功名利禄，淡泊超脱却又没有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慨叹，潇洒通达却不对着人生谈空说无，返朴归真却不忘人间的是非美丑。一方面，他们有热情，有活力，渴望实现一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达观安命，“不乐寿，不哀
夭，不荣通，不丑穷。”〔5〕儒家给他们以信念和努力，道家又给他们以自由和解脱， 人生由此呈现为一种美，和谐的美。
非对立因素构成的和谐主要见于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和对现实生活的超脱。儒道佛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强烈的仁爱精神。孔子讲“仁者爱人”，“泛爱众”，孟子讲“亲亲，仁民，爱物”；道家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友爱精神，但其绝巧弃智，柔弱无己，自然无为的人生哲学却正可以形成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谐；而以涅ｐáｎ＠②为最高境界的佛教，实质是以救人离苦为目的。其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慈悲喜舍，普度众生的救苦救难精神，正显示了一颗博大的爱心。三者的影响形成了汪曾祺小说中的爱的和谐。在这个“小民百姓”的世界里，人们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没有过多的奢望，也没有过多的悲伤，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温厚、友善、热情、真诚。朋友间的相濡以沫，夫妻间的同甘共苦，父子间的慈爱孝顺，乡邻间的同舟共济。就连那位代父复仇的负剑者，心里也盛满了爱的温馨。也爱秋天的山花，爱井边打水的小姑娘，爱她的白发的母亲，也爱庙里敲磬的和尚。这种爱终于化解了他内心的仇恨，心灵由此获得了自由与和谐。
汪曾祺小说的人物对现实生活的超脱而形成了和谐是可以理解的。道家以为理想的人生应该是清静无为的。佛教主“空”，认为执则为妄，万物是空。《中论》偈云：“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既然世界为空为无，那么人的努力也是虚幻不实的，是“妄念”，是“错用心”，于是，消极避世，忍辱无诤，清净寂灭便成了佛家最高生活原则。积极入世的儒家与出世似乎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儒家的价值追求不仅不否定人已物我的和谐，而且以为和谐是一种美。这种和谐与道家的清静无为和佛家的适意自然不无相通之处。《论语·先进》记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显然体现出一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人生审美情趣。它与佛道的清静无为、适意自然一起，构成了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对现实生活的超脱。这是一种充满着和谐之美的生活境界，此中的人确有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澄明的心境，一种充满了诗意的恬淡自适，一种摆脱了名利羁绊后的轻松自由。这种超脱的和谐美在《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达到了极至：“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老白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此
中的生命已超越了时空，与天地万物同一，进入了无心无念的化境。
三
汪曾祺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创作思想都受到儒道佛思想的深刻影响。
汪曾祺出身于江苏高邮的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有功名，父亲极富生活情趣，种花养鸟，斗蟋蟀，画在当地有些名气。汪曾祺十八岁以前在家乡度过。家乡有很多寺庙，他小时常到寺庙玩耍，在庙里看过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和其它佛像，看过庙里的广庭大树，看过和尚做法事，敲击法器，唱“叹骷髅”。他还在乡下的一个小庵里住了几个月，认识了一个小和尚和小英子的一家。他对家乡的丧礼、放荷灯等风俗颇感兴趣，还看过银匠店的银匠制作小罗汉，画匠画“家神菩萨”，竹匠做草子，以及布店门上的一副对联。国文教师高北溟的清高正直，乡人的勇敢和乐观也留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儒道佛思想深刻影响着童年时期的汪曾祺，对他的人生观的形成和日后的创作有重要影。《受戒》、《大淖记事》和《徙》等篇，写的几乎完全是这段生活的见闻。此时他虽未成年，但已初具乐观和仁爱之心。他在忆及这段生活时说：“街里的人对挑夫是看不起的……但我真的从小没有对他们轻视过。”〔6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汪曾祺主要受到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是个具有抒情气质的作家，他用微笑注视着世界，用博大的爱心来拥抱人生。面对着当时农村社会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的消失殆尽，做人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的日趋泯没，和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的人生，他执意描绘着湘西这片美的土地，歌颂着这片美的土地上的人的善良朴素和正直纯粹，将热情寓于恬静，沉重融入乐观。他是一位兼有入世和出世之心的作家，是咏叹着天地间的大的和美的诗人。可以说，他对生活的乐观和挚爱影响了汪曾祺整个人生和创作态度。汪曾祺提及沈从文时，总是离不开他的博大的仁爱精神，说他是位“仁者”，有仁者之心”，对祖国的山河草木“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故而他的人生和创作态度一直是乐观的积极的，这是一种儒家精神。汪曾祺还曾具体谈到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我在旧社会，因为生活的穷困和卑屈，对于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对于生活形成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潮弄、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流露。沈先生发觉了这点，在昆明时就跟我讲过；我到上海后，又写信给我讲到这点。他要求的是对于生活的‘执着’，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
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7 〕此时的汪曾祺正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创作也刚刚开始，应该说，沈从文对于汪曾祺思想和创作的影响是起了决定作用的。解放后，汪曾祺又当右派，下放劳动，文革等经历。用他的话说：“中国的各种运动，我是一个全过程。”〔8 〕虽然经历坎坷，但其亲民思想和乐观精神没有变。他说：“我笔下的小民百姓，没有坏人，因为我不愿去写他。这跟我儒家的思想宗旨有关。我下地劳动，艰苦受难，也还是那么回事，捱过了。”〔9 〕这种宽厚仁爱通达超脱正是儒道的思想品格。
汪曾祺还在其他方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他喜爱风俗画。诸如宋代的《清明上河图》、《踏歌图》、《货郎图》，清代的《鬼趣图》、《老鼠嫁女》，他都很喜爱。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出现了众多风俗画面，以至有些评论者径称其为“风俗画作家”。汪曾祺认为风俗是民族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活中诗情的外化，是抽象的民族情感的具象。他说“我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10〕显然，
他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理解风俗的内涵的。风俗体现了一个民族对生活挚爱乐观和从生活中感受到的愉悦，体现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其核心是人生的艺术性。其中包含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又如，中国笔记小说对他也产生深刻的影响。《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以及归有光的名篇等等，他都喜爱。其中，归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尤其受到他的推崇。
在创作思想上，也可见其受到儒家文艺思想的深刻影响。他注重文学创作的社会效果。他说：“我有个朴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过去有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失者先是社会的得失……一个作品写出来放着，是个人的事情；发表了，就是社会现象。作者要有‘良心’，要对读者负责。”〔11〕在这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他强调作者要熟悉生活，更强调作者“必须有思想，有自己的思”“对于生活，对于生活中的某一种人或事，总得有自己的看法。”〔12〕汪曾祺重视作品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也追求一种纯朴和谐之美。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13〕“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14〕这是怎样的美呢？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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