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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绝唱汪曾祺,
中国文坛还算是幸运的，二十世纪末叶出了个作家汪曾祺。一个随和的老头，不经意间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谁知这不算丰硕的文字，竟然天雨般隐于云彩里，时不时就淋湿了天下人(尤其是普通人)干涸的心。他甚至不能归类于“作家”这个群体，他的写法与写作心态都呈现出一种“异类”的味道，把写作当作敲门砖、以敲开各种利益之门这种等而下之的做法自不必说了，就连呕心沥血图个传诸后世的“高境界”，他也没有。好似一泓水，自由自在地流淌就是了，浇着了菜菜青了，灌着了树树绿了，或者浸活了种子长出了庄稼，甚至什么都没润泽只自个儿活泼出一曲天籁，都顺其自然。
但是这泓水又是人间的水，亮晶晶地染着人间的烟火。只是一个“善”字一个“美”字使他有了超常的法力，乾坤的枷锁束缚不住他，功利的诱惑更左右不了他。生时，他痴痴地恋着人间；死了，人间便常常地想着他。尽管也有误解，总是无法抹杀广大的普通人对他与他的作品的喜爱。比如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士大夫，有人说他淡泊得像天上的一块白云，其实都不大准确。
众说纷纭之中，胡河清与摩罗对他的探究可谓别具一格。胡河清先生在《灵地缅想》一书中说：“汪先生处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漩涡里，之所以能长期保持敬慎不败，得力于道家的谦冲之道亦深矣，”并说汪老先生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境地中有三种躲避解脱的办法。一是躲入有着极强“间离效果”的京剧，“似醒非醒，冷眼觑着喧闹的尘世间不断上演着的一出出闹剧、悲剧和喜剧”；一是躲入美食之中，让口腹之欲“使思想活动得到最充分的休息状态”；一是躲入青年男女的爱情之中，“编造关于巫山云雨的梦境成了他们对于残酷历史过程的一种特殊的心灵规避方式”。摩罗先生则在胡河清躲避解脱说的基础上，更分析出了汪曾祺不敢直面人生的“瞒”和“骗”的“温馨”，甚至把他视作“一个个性生命自我取消”的“悲剧”——“我不再期待从他笔下读到直面人生的悲剧，我把他本身读作一个悲剧。”
但是汪曾祺在历史的天宇中、尤其是在文学的银河中，到底是怎样一种星座呢?
我们还是先从他的内心剖白中探寻一下其灵魂的真迹吧。
他说：“一个随人俯仰、毫无个性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那么他的个性是什么呢?从对他影响较深的中外作家归有光、鲁迅、沈从文、废名和契诃夫、阿左林是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的。他对于西班牙阿左林的评价是“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 (《谈风格》)。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个性恬淡，却因善良而对普通人敞着炭火一样的心怀；不事张扬，喜静守独，又因热爱而全身心地融入生活并对生活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他在《自选集重印后记》中直言：“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世事是悲哀的，便让悲哀渗透在作品里。普通人里又毕竟生长着美与善，那就在作品里“发现对生活的欣喜”，“弘一法师临终的偈语‘悲欣交集’，我觉得，我对这样的心境，是可以领悟的”。他是那样地理解与欣赏老师沈从文，说他之所以写《边城》、《边城》之所以写得这样美，就是“因为他爱世界，爱人类” (《又读(边城)》)。这不也是他的自况吗?“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小说三篇》)“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
他是本质意义上的“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对于非人道的东西，他虽然没有电闪雷鸣、金刚怒目式的抗争，却也绝对没有苟且躲避，取消生命的自我，更不会认同与合流。胡河清与摩罗虽然对汪曾祺作了独到的研究，但其结论却因进入他的灵魂而又从他的灵魂深处滑开，从而过犹不及，离开了真正的汪曾祺。
真正的汪曾祺有着自己的愤怒与抗争。
对于写过《骆驼样子》、《龙须沟》、《茶馆》等传世之作的作家老舍的投湖而死，他在《八月骄阳》一文的结尾，写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对话：“这么个人，我想他本心是想说共产党好啊!”“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咱这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千古艰难唯一死呀’!”“‘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这与《茶馆》里“我爱国可谁爱我啊”的那句台词，何其相似乃尔!这是轮回还是停滞?是前进还是倒退?是解放后的“新”还是唱了两千年终也唱不完甚至更加变本加厉的“老调”?数十年的光阴竟然白过了吗?只这轻轻几句对话，便向国人揭开了掩饰着悲剧的帷幕。
对于当年数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被赶被骗被“流放”，汪曾祺更是进行了撕人心魄的控诉：“知青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癌肿。是什么人忽然心血来潮，把整整一代天真、纯洁、轻信、狂热的年轻学生(老三届)流放到‘广阔天地’里去的?这片天地广阔，但是贫穷，寒冷，饥饿。尤其可怕的是这片天地里有狼。发出那样号召的人难道不知道下面的基层干部是怎么回事?把青年女学生交给这些人，不啻是把羔羊捆起来往狼嘴里送。我们对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是欠了一笔债的”(《一个过时的小说家的笔记》)。将无罪的“整整一代”年轻学生进行“流放”，这不是一种深重的罪孽吗?而且这种罪孽还竟然是一种“心血来潮”式的随意试验!否定与愤怒的笔触，更直接指向那个“发出那样号召的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当过“右派”、而后又在“文革”中倍受凌辱的人。他之所以对于自己的苦难能够“随遇而安”、甚至感到“三生有幸”，也许是他的眼睛老盯着普通人的苦难、只顾怜悯而忘记了自己的缘故吧?但也正因为自己有过长时期的切肤之痛，也才能直针穴位，一语中的。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大半时间都是在运动中耗掉的”，发着悲愤的喟叹，直言“‘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片面性的、不好的口号”，呼吁作家“从‘为政治’回归到‘为人生’” (《文集自序》)；“还是让画眉‘自觉自愿’地学习，不要灌输，甚至强迫。我担心画眉忙着学这些声音，会把它自己本来的声音忘了。画眉本来的鸣声是很好听的。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录音压鸟》)
北京国子监的那通明太祖训示太学生的碑，一定在他心头压了好久了。碑上，明太祖将惩治闹学潮学生的办法定得明明白白：“凌迟了，枭首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将人零刀子片了，再割下头挂在杆子上示众，而后还要株连九族，流放全家。汪曾祺对此一点也没客气，说“他的这篇白话训词比历朝皇帝的‘崇儒重道’之类的话都要真实得多，有力得多”(《国子监》)。这就是封建王朝的知识分子政策，一种将鹦鹉学舌定为主旋律的不许自由发声的政策。从明太祖朱元璋到北洋军阀段祺瑞，再到国民政府蒋介石，五六百年间，只从凌迟“进步”到枪杀，真可谓换汤不换药，不许自由发声的独裁与专制依然不变。
经过了“反右”和“文革”的汪曾祺，回首间早已走出自己构筑的“随遇而安”的小巢，发出了自己心底恸然的鸣唱：“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随遇而安》)
看到被普通人摸得鼻子发亮的美国总统林肯的铜像，这个儒味十足、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人，一定是对孔夫子的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怀着深深的厌恶吧?此时此刻，他不仅想起了林肯的“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那句名言，而且感慨系之：“自由是要以平等为前提的，中国很缺乏平等。”“国内搞了那么多运动，把人跟人之间都搞得非常冷漠了。回国之后，我又会缩到硬壳里去了”(《美国家书》)。这些家书，是他在1987于美国讲学时写给妻子的。其时，国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又过了将近四年，这个随和的老头，再一次地实话实说：“我们这个社会迄今仍带有很大的封建性，甚至奴隶社会的痕迹。”(《一种小说》)
但是，汪曾祺毕竟是一位“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不擅愤怒，长于慰藉；不擅谴责与鞭挞，长于赞美与咏叹。他要用对于脆的人心的体贴与呵护，对于人性的呼唤与热爱，和对于隐于民间、渗透在生活中的善与美的发现、再现与礼赞，完成他的世纪末的绝唱。
巨大的爱已经让他进入到忘我的境界。他只顾勤恳地疏松着已经板结的心田，默默地播下富含营养的种子，坚信再多的灾难，也不能永远夺走人类丰收的季节。我看到，一尊洋溢着人性的善与美的女神，正披着晨曦，仪态万方地塑起在东方。
在汪曾祺的著作里，很少提到鲁迅。鲁迅和汪曾祺是两种性格的人，一峻急，峻急如暴风中的大海；一舒缓，舒缓似春月下的小溪。但是他们又有着相通与相似，这便是在他们的心之深处都有着茂密的爱，而且是母爱。汪曾祺特别记得并着重提起过萧红与鲁迅的一次对话。萧红有一次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思索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对此，一贯浓情淡出的汪曾祺似乎也掩不住情感的波澜，说：“鲁迅的话很让我感动。”接着，又带点悲凉意味地补充道：“我们现在没有鲁迅。”这些话，他说在1991年的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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