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汪曾祺是独特的，他那些风采卓然的作品中流露出的清秀隽逸、古雅浑朴与自然天成，似尘嚣浮躁中的一脉清流，令人耳目清明、神清气爽，但品格的超然脱俗并没有限制作家取材的广博，综观作家的创作，不难看出：作家对市民阶层的生活，有着独特的偏爱。在创作上，他师承沈从文先生以乡俗写人性的艺术追求，在原始和谐的自然环境里，在小人物的平凡命运中，挖掘生活中蕴藏的美与诗意，塑造出积淀着传统文化内涵的性格，颂扬市井人物身上体现的传统美德与自然率真的人性，针砭市民阶层在传统生活方式中形成的心理积弊，这同时也是他早年创作倾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一
汪曾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受传统文化熏陶很深，有着扎实的古文学功底。其父为金石美术爱好者，他自幼耳濡目染，也学过作画，并嗜看风俗画。十六、十七世纪荷兰画派的作品，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货郎画、踏歌图，他都爱琢磨。记叙社会风俗时尚的《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一岁货声》等都是他喜爱的书，此外他还爱读传统的画论、文论和古人游记，自己年轻时，也喜欢到处看，到处听，到处问，就象沈从文说的那样“到处闻、嗅”。丰富的生活积累与独特的审美倾向，使作家在初入文坛时就开始了对市井人生的思考和探寻。
作家的两篇写于四十年代的作品——《鸡鸭名家》与《落魄》就已具备了这一倾向。前者重点在于两个人物——余大炕房的大师傅余老五与号称陆鸭的养鸭能手陆长庚。对余老五高超的炕房技术的描写，带给人的是超越于物质生产之上的精神创造，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在这里得以审美化地再现。而在陆鸭身上，则更多地体现了对于劳动者遭受不公待遇的那个时代的批判，陆鸭空怀一身绝技，却无用武之地，终至贫困潦倒，抑郁消沉。《落魄》则通过一个温文尔雅的扬州商人，在战乱时期，为生计所困，日渐没落、庸俗的经历，反映了动荡时代中个人力量的渺微以及人性的没落，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由于种种原因，作家的创作中断了整整三十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又重拾创作。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作家早年的创作倾向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质朴美丽的王玉英在盲目的婚姻中匆匆结束了茁壮热烈的青春梦想（《晚饭花》）；强健洒脱的艺人王四海在安稳平静的生活中消散了激情和锐气，变成了循规蹈矩的商人（《王四海的黄昏》）；善良勤劳的侉奶奶在孤独寂寞中悄然逝去（《故里杂记。榆树》）；生活贫困的打鱼人近乎麻木的性格（《故乡人。打鱼的》）；小商人王瘦吾、陶虎臣由中兴到没落的命运（《岁寒三友》），乃至开米店的“八千岁”自奉节俭却被无端敲竹杠的遭遇（《八千岁》），都反映了时代的社会面貌，蕴含着悲剧气氛，那位可悲可笑可厌的李三（《故里杂记。李三》 ），则是蕴悲剧内涵于喜剧形式。他滑稽的生活，毫无自尊的苟且性格与周围愚昧贫穷的氛围，交织成落后病态社会的写真。这一形象让我们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阿Q，汪曾祺秉承了鲁迅开创的以国民性批判为主导的乡土文学的传统，但与鲁迅致力于揭露贫病社会中的“瞒”与“骗”不同，他的乡情风俗小说中，展现更多的还是市井生活所特有的蓬勃生气与具有传统美德的人物。
二
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汪曾祺曾明确指出：“我有一个很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时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1）而且他还有一种“想把生活中的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2）的强烈欲望，这在他的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他笔下的人物，凡是赢得作者肯定的，都是具有传统道德风貌和自然生动人性的人，他的市井作品的主旋律也洋溢着对健康人性的热爱与对传统美德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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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美德的赞赏，还表现在《岁寒三友》中。小商人王瘦吾、陶虎臣与画师靳彝甫 都为人忠厚，尽管自己常常断炊，但“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需要捐款，首事者将捐簿伸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5）而三人之间的友情更是令人感动。靳彝甫失意时，王、陶二人倾囊而出，为他凑足路费、本钱供他出远门谋生，而当他二人经营破产、陷于绝境之时，靳立刻卖掉视若生命的祖传宝物——三块田黄石救助朋友（在此前，无论生活多困窘，他都以“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拒绝转卖）……市民阶层的人们就是这样在艰难的生活处境中，彼此扶持，相濡以沫。普通市民虽然地位卑微，但却极富人生智慧，《鉴赏家》中的果贩子叶三虽然出身寒微，识字无多，却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与质朴的艺术鉴赏力，他能一语道出大画家季陶民所画佳处何在，也能凭借丰富的阅历指出其中失实之处，使得这位颇具名士风范的画家感慨不已，甚至一改不当众作画的习惯，邀请叶三观其泼墨挥毫，并且专门为叶三作画题款相赠——“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6）。画家死后，他的画价大增，日本人来高价购买，叶三坚决不卖，临终时让儿子把画放在棺材里以求永生相伴。“岁寒三友”与叶三虽不是士，但其行为却颇有士为知己、重义轻利的品格，展现的正是传统文化中广为称道的人格美。这种对于传统生活中人性美的挖掘，一直延续到反映当代个体手工业者生活的短篇《皮凤三楦房子》中。
小说中的主人公高大头为人机智、豁达而又正直诙谐，颇有扬州评话中皮凤三“皮五癞子”的仗义疏财、打抱不平的侠气。而且对于欺负到自己头上的人，也常用皮凤三式的促狭整得人狼狈不堪。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飞来横祸，他表面逆来顺受——“除了皮肉吃了些苦，并没有太大损失”（7），但内心却并不怯懦，他深深藐视那些造反起家的市井新恶霸，一有时机，就以独特的方式，进行机智的斗争：他帮助中医朱雪桥要回了藏画和房子，写信揭发搞特权的新贵；为了向不给他落实政策的人示威，他在自己九平米的房基地上盖起了三层近四十米的住房，因而有了楦房子之典……这些特殊的为生存而斗争的方式都带有市民阶级的智慧与狡 。对于这样的人物，作家是肯定并且欣赏的。
透过浓郁的生活气息，作家在明海、小英子、巧云、十一子及老锡匠、秦老吉一家、靳彝甫、果贩子叶三等普通劳动者平凡的命运与原始的生活状态中，揭示了自然真率的人性，浑朴的人情、乐观健康的生活情趣和勇敢执着的生活信念。这一系列的形象，其主要特征是“真”，寄托了作家自然的人性理想，与主要特征为“善”的作家笔下的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相结合，这个形象结构就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审美理想——自觉的道德修养与自然人性的统一。
三
在热情的肯定了市民阶层乐观的生活信念、机智的生活智慧的同时，作家对小市民生活的弱点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对其给予了善意的批评和嘲讽。
《故乡人》中打鱼人的麻木隐忍令人扼腕；“八千岁”在被国民党军队绑票敲诈去九百大洋后“回头想想，毕竟少花了一百，又觉得有些欣慰，好象他凭空拾到一百块钱似的”（8），叫人气闷；《故里杂记》中李三那种阿Q式的苟且愚昧，让人汗颜；《故里杂记。鱼》中精明干练几近贪婪势力的庞氏三妯娌也让人觉得咨嗟。《异秉》既有旧社会学徒生活的辛酸，又有对小镇市民几乎是世代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以及他们那种于生无望，寻求“异秉”的猥亵心理的嘲讽。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小市民性格中狭隘、浅薄、麻木、隐忍的弱点。对于这种在传统生活方式中形成的独特而落后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作家坚持了鲜明的批判态度，但与鲁迅的尖锐泼辣不同，汪曾祺的笔下更多的是善意的嘲讽，显得更为宽容温厚，这是作家性格、修养使然，也是其创作特点所在。
作为一位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汪曾祺以他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娴熟的艺术技巧，为我们展开了古老而新鲜的传统生活的图画，塑造了具有历时性特点的人物性格，在这些性格悲剧中，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内在的精神气质，以及这种精神气质所积淀的心理结构。这种将对于自然人性、传统美德的颂扬与对市民阶层性格弱点的揭露相结合的写法，代表了汪曾祺市井小说的现实主义水平。
注释：
（1）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间传统》，载《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2）汪曾祺《有益于世道人心》，载《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3）汪曾祺《受戒》，载《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4）汪曾祺《大淖记事》，载《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5）汪曾祺《岁寒三友》，载《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6）汪曾祺《鉴赏家》，载《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66页
（7）汪曾祺《皮凤三楦房子》，载《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8）汪曾祺《八千岁》，载《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