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一个学生,名叫宰予,字子我,所以在称字不称名的时代,人一般称他宰我。——我的天!多么可怕的名字!我若叫他一声,便是喊人来宰了我,他自称一声,便是让人去宰了他。最后他作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一族尽灭,还真让人宰了。
这是说个笑话。实际上,这“宰”字,在那时,乃“宰相”之“宰”;“使尔多财,我为尔宰”之“宰”,“主宰”之意也。这样看,宰我,便是主宰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宰我先生,还颇有现代精神呢!
孔子不喜欢“宰我”。这人白天睡了一个懒觉,被孔子抓住了,大骂他“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汉代的王充都认为孔子待宰我太刻薄了,睡了一个懒觉,不算太大的罪过,何至于被骂为“朽木”“粪土”?其实,孔子对宰我有成见。他俩之间,有过一次关于三年之丧的争论。
宰我说:三年的守丧期,太长了。君子守丧三年,什么也不能干,必然礼也坏了,乐也崩了。况且,一年过去,四季轮了一回,一切都从头开始,一年也就够了。
孔子一听,怒发冲冠:
孔子一听,火气更大:你心安你就这么做吧!哼!君子居丧时,食美味也不甘甜,听音乐也不快乐,住在家里也不安适,所以不做。现在你倒感到心安!你心安,你就这么做吧!
宰我一看形势不好,不知道雷霆过后还有什么,赶紧溜走。宰我一走,孔子破口大骂:宰予太不仁了!儿女生下来三年之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要为父母服丧三年,这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呀!为什么他就偏偏觉得太长了?难道他就没在父母的怀抱中得过三年抚爱吗?!
孔子太情绪化了。宰予本来是心平气和地来与老师讨论问题的,但孔子显然是觉得这三年丧期是个原则问题,不能讨论。事实上呢,关于守丧三年的礼制,那时候持反对意见的就不少,比如据说也曾是孔子学生的墨子,就对这三年之丧深恶痛绝,大加挞伐。并且,真实行的人也不多,据《孟子》载,连孔子的父母之国,礼乐文化最昌盛的鲁国也没有实行(见《孟子·滕文公上》)。事实上既行不通,在理论上对之进行一些探讨,有什么不可以呢?但孔子先是拒绝把这个问题作为礼制问题来从学理上进行讨论,他把它变成情感问题,而且是子女对父母的情感问题。这一转换,很厉害,其逻辑是:
守三年丧是对父母情感的表现,反对三年之丧便是对父母没有情感。
可怜的宰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冷酷无情不仁不孝的家伙,他只好赶紧避开孔子的雷霆之怒。
孔子的这种把观点与立场(包括所谓阶级感情)搅为一谈,然后大扣政治帽子、道德帽子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贻害千年。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孔子除了道德上“正确”外,他对宰予没有别的优势,他的立论并没有多少事理依据与逻辑支持。三年之丧的根据,据他所说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三年是指三周岁还是指三虚岁?如指三周岁,则孩子定不需要三周岁才能独立行走;如指三虚岁,那么年首生的孩子与年尾生的孩子定不一样,并且最后一年算一整年呢,还是只要跨跨年度?如果这“免于父母之怀”不是指独立行走,而是指独立生活,那就决不是三岁所能做到。宰予是孔子的学生,当然不敢面驳先生,但孔子的谬误,也就一直没人敢于指出。
早在东汉,就有王充发现孔子说话往往缺乏根据且前后矛盾。他的大著《论衡》中,就专有一章《问孔》,胪列了孔子言行中的十六点疑问,来与孔子较真。我们选一则来与大家一同分析。这一则是由孔子与人的一则对话引起的: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
翻译一下,便是:
孔子要离开中原去东部沿海九夷居住的地方去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很野蛮落后啊,怎么办?”孔子说:“君子去住那里,还会落后吗?”
王充就从中找到了孔子的麻烦。
他说,孔子为什么要去九夷?因为他的那一套理论在中原推行不下去,所以要去九夷。那么,他的理论在中原文明地区尚且行不通,又怎能在野蛮而落后的九夷地区行得通?孔子自己说过:“夷狄有君主,还不如华夏没有君主。”(《论语·八佾》)可见,事情还是在华夏好办,在夷狄不好办。
问题不止到这。因为我们可以把孔子欲居九夷看成是他的一句感慨,与他在另一个场合感慨过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样,是倦于世事,遁世隐居情怀的流露。所以,欲居九夷,没错,错在下面。
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很落后啊。
如果孔子说:落后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去隐居。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他的回答是: 君子去住在那里,(就会影响教化那里的风俗),还会落后吗?
这就有了问题。君子既然不能教化诸夏,还能教化夷狄吗?
如果他能教化夷狄,他也应该能教化诸夏。能教化诸夏,他就不需要落魄到夷狄去。王充的结论是,孔子是硬着头皮坚持自己已说出口的话,拒绝别人对他的劝告。
这里的逻辑过程是这样的:
君子所呆的地方必定不落后。(这是孔子自己的观点,我们把它作为前提)
孔子是君子;
所以孔子呆的地方不落后。
孔子要去九夷居住,九夷就会因此不落后。
孔子就是这样想的,但他忘了:
诸夏是孔子呆了很久的地方。
所以诸夏更不落后。
那么,孔子为什么还要对诸夏那么失望呢?
还有更让孔子难堪的:
凡事能行于难,必能行于易。
孔子能教化夷狄(难)
孔子必能教化诸夏(易)
可孔子没把诸夏教化好。逻辑于孔子不利。
中国人的文章,往往写得文采飞扬,让我们糊里糊涂地就点了头,认了可。但用逻辑一分析,必会张口结舌。我们的思维是诗性的,感悟的,联想的,类比(推)的。而不是因果的。这种诗性思维,不讲逻辑,没有因果,所以往往不合科学。这是我们民族思维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致命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