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1970年6月16日在台北市中
泰宾馆九龙厅的亚洲作家会议上发表的特别公开演讲，由淡江文理学
院东方语文系系主任苏倩卿教授笔录，系最近在川端宅邸发现的川端
大量未发表文献中的一种。译自日本《新潮》杂志1999年6月号。
林语堂会长先生、笔会的会员们，各位给予我在此发表特别讲话
的机会，对这一荣耀谨致以衷心的谢忱。
得到这样的机会、拥有众多的听众，这是一种荣誉。荣誉是光荣
的集合。我顺从地接受荣誉并且表示感谢，但是，尚有一件要绝对谢
绝的事。那就是站在这样的地方发表讲话，以及在座谈会、广播、电
视上抛头露面，这样的事情，无论多么光荣，无论承蒙了大家怎样的
好意，我也始终是拒绝的。今天，面对诸位非同一般的好意，是一个
特例。
养成顺从接受荣誉的习惯多少与我自身特殊的经历有关。我两岁
死了父亲、三岁死了母亲，祖母也在我六岁时故去，其后我同患有眼
疾的祖父一起，祖孙二人过着乡间农舍的生活。在我十四岁上祖父也
撒手人寰。《十六岁的日记》记录了祖父去世时的情形，那是虚岁，
按照现在计算年龄的方法应当是十四岁，这成为我的处女作。
这样的境遇身世，如果没有人们的关心、没有人们的好意，要生
存下去是十分困难的，那光景可想而知。
那些生活在田间的乡下人，以农民特有的素朴给予了我无限的同
情和怜悯。举个例子，有一个在家帮工的老保姆一直住在祖父家里，
后来因为别人的谗言而遭到解雇，被赶出了家门。这个老保姆在被解
雇之后，经常带着农村的小点心，或是自家制作的非常粗糙的食品，
来到我家的篱笆墙外长久地徘徊。由于是被赶出家门的，她不可以进
到家里来，因此就在篱笆墙外叫着：“少爷，少爷。”如果我听不到
声音没有出去的话，她就久久地站在外边等着。那呼唤“少爷”的声
音至今仍无法忘怀。
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这种情谊、这种恩惠已经深深地浸透
了我的身心，伴随着我整个的少年时代。我生性腼腆，接受了人们的
恩惠与情谊却总是不能当面向他们致谢。夜里，上床之后，我坐在被
子上双手合十对那些施恩于我的人诉说着感激的话。这种感谢的心情
始终存在于我生活的底层，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够以如此瘦弱的身体活
到今天。因着这种感激之心，在我人生的某处便有了一个安定的、无
忧无虑的地方。
文学是逆反的，越是对人心怀感激恐怕就越担心难以用文学表达
出来。这也成为我文学的弱点。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这种感激之情
成为我生存下去的心灵的拯救者。
我没有想到能获得诺贝尔奖，这也是由于我满怀着感激的心情从
事写作，而众多的人们又对此给予好意的结果。
关于诺贝尔奖，我不知道对自己是否合适。如果说不合适，或者
放弃这一大奖，则是对瑞典文学院评委们的失礼。所以，我去了瑞典，
没有让瑞典文学院、也没有让瑞典国王和瑞典国民失望。
在斯德哥尔摩曾有一位美国的新闻记者问我：“诺贝尔奖对你合
适吗？你自己怎么看？”我回答，这样的事情不经过三十年五十年是
看不清楚的，今后我要努力写出配得上这一大奖的作品。
来台北以后又有美国的新闻记者对我说：“诺贝尔奖，在亚洲、
也可以说在东方获奖的人极少，这是否有些不公平？你不认为这不公
平吗？”自五十五年前泰戈尔获奖以来，这是第一次，我也认为确实
有些不公平。记者问我：“那是什么原因呢？”我说：“那是语言的
问题。”
语言的问题确实存在。近代是欧罗巴的时代；现代，尽管还存在
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可以说是美国的时代。不仅仅是文学，在其他
领域也同样，欧洲、美国——特别是美国——获奖者很多，这也是难
免的事。但我相信亚洲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
虽然有些难以启齿，但我认为欧洲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大约十年
前，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到了香榭丽舍的饭店，外出时最初的感
觉是“巴黎的生活很难啊”。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当时正值阿尔及
利亚问题造成的异常艰苦的时期。
后来我去逛了巴黎的美术展览会，那时候再次感到法国的美术也
正日渐薄弱。
我初访欧洲，最为震惊的并不是欧洲，而是埃及。通过那些艺术
家们我看到了埃及古代的力量，实在令人惊奇。然而，尽管现在的埃
及也许仍然在努力，但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在走向衰微。仅次于埃及让
我感到震惊的，是希腊。现在的希腊也并不像往昔那样处于领导世界
的地位了。中国的唐、宋、元、明以及清代的康熙、乾隆时期，或者
自更古远以来，确实拥有庄严的文化。但是，我二十多年前访问中国
的时候，比如，我看见街上出售的工艺品就想，过去制造出那样精美
的工艺品的国家如今为什么落入了这等景况。现在听说台北正呼吁复
兴中华文化，我感到这真是件大好事。
在日本，古代有《源氏物语》，后来出现了芭蕉。这是值得骄傲
的，但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现在像紫式部那样的作者已经没有了，
像芭蕉那样的诗人也没有了。因此值得骄傲的也已经变得不可骄傲了。
我来到台北怀着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可以在故宫博物馆观赏古
代的中国美术。中国古代美术确实是庄严而崇高的。从我的感觉上来
说，它已深深地浸透到我的身体里，给我颤栗般的感动。能给人以这
种感觉的美术，在西方仅有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人。而在中国古代
的铜器、绘画等当中却有无数。
我是美术爱好者，在日本，最想得到的是中国宋、元时代的山水
画，日本的是藤原或平安时代（也可以说是王朝时期）的佛像画。
宋、元以前的唐，或者唐以前的绘画，在日本无论如何是难以得
到的，所以我说最想得到的是宋、元时代的。
藤原时期的佛画可以说是幽艳的，或者可以说是雅致、华丽、柔
和的，并且充满了力度与高度，也就是说在《源氏物语》、《枕草子》
那个时代的唯美的事物中还增加了信仰的成分。因此，在这一意义上，
我认为日本的佛画优于中国和印度。这或许是我作为一个王朝文学亲
近者的偏爱吧。
现在我所说的藤原时期是指8世纪末至11世纪末。当时唐文化输入
日本，并且消融转化为日本独特的风格；大体成书于11世纪初叶的
《源氏物语》、还有大约在10世纪末的《伊势物语》、《竹取物语》、
以及诗歌方面的《古今集》，都出现在藤原时期。
现在日本有宋、元的绘画，是因为大体在足利时代——建造金阁
寺的足利义满和建造银阁寺的足利义政执政的时代，亦即东山时代，
由于尊崇中国的艺术而引入了大量的作品，其中特别受到推崇的是，
牧、梁楷、夏。
牧是中国早期的禅僧，在中国并未受到重视。似乎是由于他的
画多少有一些粗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几乎不受尊重。而在日本却受
到极大的尊重。中国画论并不怎么推崇牧，这种观点当然也随着牧
的作品一同来到了日本。虽然这样的画论进入了日本，但是日本仍
然把牧视为最高。由此可以窥见中国与日本不同之一斑。话题扯远
了，这里就省略了吧。
在日本有牧的《潇湘八景》，相传为牧所作，是否确实不得
而知，京都的禅寺大德寺藏有《释迦》、《竹鹤》，以及《松猿》，
这些应当是真品。
梁楷有《出山释迦》、《李白吟行图》，还有一幅好像叫《雪山
绘》。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喜爱的。战后这些画从大名的家里拿出来
卖，我并不是买不起，但最终没能买到，真是遗憾之至。
特别是《李白吟行图》，人物面部描绘得相对细腻，但也不是非
常细腻，只是刚刚能够分辨，衣着也只是简单的线描。
《出山释迦》和另一幅《雪山绘》是在精神上具有相当高度的作
品，这样的作品终究是日本人无法企及的。
现在说说关于我收藏的绘画作品。清代初叶的文学家李渔，号笠
翁，家境富裕，是那个时代文化的中流砥柱，他的诗作《十便十宜》，
描绘了居于乡间的“十便十宜”，意即乡间生活中也有美好的事物。
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的文化文政时期，即江户中期稍后。池大雅——众
所周知，在中国有北画和南画，北画是足利时代由于雪舟的推崇而进
入日本的，南画晚一些，到江户时代中后期才进入日本——池大雅是
日本南画的集大成者。
池大雅与芜村合作完成了《十便十宜》，即二十首诗，诗共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