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沈从文，在“文革”期间陷入非人的境地，先是挨批斗，“斗余”（批斗结束以后）要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后来下放到多雨泥泞的湖北咸宁接受劳动改造。这些，他都没有当回事。在咸宁，他给侄子、画家黄永玉写信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秋季到来荷花香，一位大彻大悟的文化人忙欣赏。在他眼里，这困境和仙境没有什么两样。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秉承了老师旷达洒脱的胸襟。他说：“我这个人在逆境中还能感受生活的快乐，比较能适应。”“我笔下的小民百姓，没有坏人，有人写评论，说我将所有人物雅化。”后来，他又说：“我希望我的读者，特别是我的家乡人不要考证我的小说那一篇写的是谁，如果这样索起隐来我就会有吃不完的官司的。出于这种考顾虑，一些想写的题材一直没有写。我怕所写人物或他的后代有意见。我的小说很少写坏人，原因也在此。”（《<菰蒲深处>自序》）
笔下“没有坏人”和“很少写坏人”，看起来不很一致。要注意的是，这里“坏人”的标准不一样，前者说的坏人是十恶不赦的人，后者的“门槛”较低，不是坏透了顶的人。一般意义上的坏人，他的作品还是有的，如1981年写的小说《皮凤三揎房子》中的谭凌霄高宗汉——此类人今天也不鲜见。只是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十分恶毒让读者恨之入骨的。至多也就是有些不好、比较可恶的人。这与他总体上已经趋于澄明，把社会看得不太黑暗、把灰色生活当好日子过的人生态度有关。他“雅化”的不仅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整个社会生活，所以说他的小说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的小说”。
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言外之意：他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实也的确如此。高邮城里的一位皮匠看了《皮凤三揎房子》以后对号入座，虽然没有与汪曾祺打官司，但也纠缠了一些时日，了犹未了。
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汪曾祺顾虑重重，有些作品及人物胎死腹中。要不然，现代文学宝库里会多若干篇汪氏力作，文学人物画廊上会多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