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功能鼃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
班固在《两都赋》中，虽然“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但是对关中地区形胜和物产也大加赞誉，称美其“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有“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又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肯定关中“华实之毛，则九州岛之上腴焉”。[40]
《史记》对于经济生活的重视，史无前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货殖列传》“盖开《汉书》以下《食货志》之先河”。[41]又有人称赞《货殖列传》说，“若《食货志》，乃此《书》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42]而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形势相联系以分析历史，可能正是《货殖列传》特有的优长之处。有的学者于是曾经发表“以自然主义笼罩一切经济主义”的评价，并赞美其中对“各地的环境”的重视，从而感叹道：“美哉《货殖传》！美哉《货殖传》！”[43]
关于生态保护：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五
对于“大关中”的地理特征，班固在司马迁附论巴蜀地区和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之外，还说到武都地区和“自武威以西”地区。对于后者，《地理志下》写道：“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屮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其中“是以其俗风雨时节”句，“其俗”之后似有缺文。
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淮南子·览冥》说到“风雨时节，五谷丰孰”。《汉书·地理志下》说到地方地理人文条件“有和气之应”时，也使用了“风雨时节，谷籴常贱”的说法。汉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孰”，“风雨时节五谷熟”的文句，或者又写作“风雨常节五谷熟”，“风雨时，五谷孰，得天力”，“风雨时节五谷成，家给人足天下平”等，都表达了对气候正常的祈祝。袁宏《后汉纪》卷二二载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刘淑对策，以“仁义立则阴阳和而风雨时”为主题，也体现了同样的社会愿望。《史记·乐书》：“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张守节《正义》：“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风雨，天事也。风雨有声形，故为事也。若飘洒凄厉，不有时节，则谷损民饥也。”
在“风雨”是否“时节”的天运面前，当时的人只能完全被动地顺从，对于创造“风雨时节”的形势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司马迁曾经利用农耕社会久已普及的“风雨时节”的思想，阐发了对于维护生态条件的深刻认识。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44]所谓“天道”“四时”，不仅不能“弗顺”，而且应当“大顺”。又《史记·龟策列传》禇少孙补述：“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同岁异节，其时使然。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为仁义，或为暴强。暴强有乡，仁义有时。万物尽然，不可胜治。”这样的文句，其实也是照应了司马迁的思想的。
但是，人又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在一定限度内影响生态，改变生态。这首先应当认识自然规律，理解自然规律。
《汉书·晁错传》记录晁错对策，其中有反映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内容：
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祅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所谓“动静上配天，下顺地”，“四时节”，“风雨时”诸语，和上文引录的司马迁“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所谓“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中，则体现出生态保护的意识。特别是将有关措施和“国家大体”、“治国大体”联系起来，应当说在生态保护史上，发表了一种开明的见解。尽管这是在传统天人关系背景下形成的思想，还不能说是一种自觉的意识。
这是一段对于讨论生态思想史极有意义的文字，然而《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并未载录。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上文引述《史记》“残阙盖多”之说的一条佐证。
据《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元年（前179）三月，“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这是一种“顺四时”的举动，而司马迁《史记》也没有记载。
古来有以“四时”为原则的礼俗制度，以调整和确定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秩序。其规则通常称之为“月令”，《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等，都有相应的内容。 《汉书·魏相传》记载，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
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屮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
以《月令》指导政策，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后更为明确。《汉书·宣帝纪》记录元康三年（前63）六月诏：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
其中所谓“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正是《月令》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禁令。如《礼记·月令》：“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吕氏春秋·孟春纪》：“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六月，以“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诏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十一月颁布的诏书也说道：“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颜师古注：“‘时禁’，谓《月令》所当禁断者也。”《汉书·成帝纪》记载：阳朔二年（前23）春，寒。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对于所谓“多违时政”的指责，颜师古注：“李奇曰：‘时政，《月令》也。’”汉哀帝初即位，李寻就“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发表意见，以为“四时失序”，与“号令不顺四时”有关。他说：“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45]李寻的论点，也强调了《月令》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