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事，未见于《史记》，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至于“渭水赤”的情状及原因，我们目前还不能明了。[14]《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中另一则有关记录，是：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
此事也未见于《史记》。
《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班固《汉书》的“志”，是司马迁《史记》之后的新创史书文体。其中有六篇“志”受到《史记》“书”的影响。而《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则皆为班固新创。[15]《汉书》的“志”，公认内容“博赡”[16]、“该富”[17]，有学者评论说，“超过了《史记》八书，可谓后来者居上。”[18]以往以为其“芜累”的指责[19]，或许是将优异看作缺失了。
至于汉初史事记述的比较，“《汉》纪比《史》纪增补了一些史实，是应该肯定的。”如“《汉》纪比《史》纪增写了一系列诏、令，有的很值得注意”，又如《汉书》所立《惠帝纪》，其中有的史家所谓“记惠帝七年间四十三条大小不等的杂碎之事”，就包括“自然现象与灾异”等。[20]
有学者评论马班优劣，说到《史记》和《汉书》叙事的特点：“马疏班密，向有定论，然亦论其行文耳，其叙事处互有疏密。”[21]就灾异史的记录比较《史》《汉》，确实可以说是“互有疏密”。而以为《史》《汉》“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的意见[22]，从记录灾异史的角度说，也可以看作中肯的评价。
关于灾异的理解：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三
司马迁对于历史遗存中的灾异现象，是取审慎的态度的。
《史记·天官书》说：西周晚期以来，星气阴阳之说盛行，“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23]《太史公自序》又写道：“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儒林列传》中记录了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斥董著《灾异之记》“下愚”，致使董仲舒大受惊吓，“不敢复言灾异”的故事[24]，也表明了这种态度。有的学者说，董仲舒的灾异学说恰与最高权力者汉武帝的政治需要相合，“为什么《史记》不录《天人三策》，除取裁侧重点与他书（如《汉书》）不同方面的原因外，司马迁对于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彼此结合，采取轻蔑的态度也是不可忽视的。”[25]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绝对地断定司马迁完全排斥灾异之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封禅书》之言祥瑞灾异之说，令人确信司马迁是相信天人对应关系的。”[26]
《汉书·五行志》中有比较集中的灾异记录。我们看到，班固对于灾异的分析，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理解不同，大多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的色彩。[27]
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刘向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阴阳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万民有怨畔之心。是岁陈胜起，天下畔，赵高作乱，秦遂以亡。一曰，易震为雷，为貌不恭也。
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近鱼孽也。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明年有嫪毐之诛。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yin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天象被看作对人事的警告。《汉书·叙传下》说：“《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世代寔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可知班固著作《五行志》的宗旨，是服务于“王事”，作为“告往知来”的历史鉴诫。如刘知几所说，“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诫将来”，于是有“穿凿成文，强生异义”，“徒有解释，无足观采”之处。[28]其论说，有的学者认为，是运用“阴阳五行说”“将自然灾异、儒家经传、社会政治搅拌在一起，予以唯心主义的解释”。于是断言：“《五行志》是班固唯心史观的大暴露。”[29]
如果人们注意到汉代文化的时代风格，或许会同意这种批判的严厉性应予减缓。应当看到，这种现象是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具体的说，是西汉中期以来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起和两汉之际谶纬思潮的泛滥，在影响社会文化总体的同时，也消弱了史学的科学性。
当然，通过对《史》《汉》关于灾异解说之差异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和班固学术个性的不同。虽然《汉书·五行志》动辄标榜《春秋》之义，但是就史学理念而言，也许《史记》继承《春秋》的原则还要更多一些。有学者分析说，“孔子对鬼神迷信一直取慎重态度”[30]，“孔子修撰的《春秋》记有怪异现象，如‘六鹢退飞过宋都’之类，但没有加以神秘化。后来的公羊家记灾记异，不绝于书，但也没有把灾异与治乱联系起来。司马迁比孔子更有科学头脑，在史料的抉择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31]
对于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多有学者专注于史事记录的详略和繁简，有人则指出：“愚以为班马之优劣更系于识而非徒系于文。”[32]强调更应当在史识的比较方面用心。对比司马迁和班固的灾异观，确可发现差距。但是，尽管班固《五行志》中关于灾异的认识多有非科学的谬说，“然而他罗列的历史上的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却是历史上的事实，为后人研究古代自然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33]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34]
关于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马班生态观异同之四
《禹贡》是中国早期地理学的名著。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这部地理书[35]，有值得珍视的对于各地生态状况的考察记录，例如有关各地土壤、植被、水资源和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矿业物产的记载多有重要价值，于是成为上古生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史记·夏本纪》引录了《禹贡》。《汉书·地理志》也引录了《禹贡》。都体现出对生态状况考察的重视。
司马迁《史记》秉承《禹贡》所代表的先秦学术重视实证、重视实用、重视实利的传统，在总结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方面又有新的学术推进。
在这一方面集中体现司马迁史学新识的论著，是《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对于基本经济区的划分，是最早的区域经济研究的成就。司马迁在综述各地物产时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
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其中说到的生态条件的地理分布，司马迁是以经济的眼光，作为“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资财富”，作为“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36]予以考察和认识的。
“山西”的重心区域是关中。我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