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先挂上几句“闲笔”。2000年曾写过一则批评李国文先生的千字文，投中华读书报，投文学自由谈，都不用。不知是我文章写得不好，还是文章写得犯忌（犯忌，对有些人来说，自然也是一种“不好”）。不过我坚信自己批评得没错。当然不止是批评李国文的不发，还有批评一位作家在那一边吃着国家的俸禄一边埋怨这俸禄太少，不如搞专业研究的人多的短文，文学自由谈也不发。这回我猜得出，是100％的犯忌。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话伤了很多至今仍在吃着国家俸禄的作家，其中也包括伤了自由谈杂志里这样的作家。又当然，也不止这两位。我还写有一则短文，批评的也是一位据说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叫伍立杨。我批评他不该装腔作势，不该盛气凌人，不该－－多着呢。文学自由谈还是不发。由此也自证和表明了文学自由谈并不真的可以自由地发言。我说过，对于作者，文章写了不能发，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也不是说李国文先生等绝对不能批评。最近我在报社资料室（因些缘故，错过了订阅时间）看到今年第4期文学自由谈上就有批评李先生（同一篇文章中也批评了在读者和一般作者看来绝对不能批评的“大名鼎鼎”的伍立杨）的文章。这又给了我勇气。我冒着有写了还是不发的可能，还是又写了下面这些文字。
不是我不尊重有些学者、作家和有些所谓“有知识”的人，我非常尊重；也不是我的文化水平低，我的知识贫乏，我就“无知者无畏”，我不是这样的人；更不是我反对有知者的狂妄，而就赞成无知者去胡说八道－－都不是。我是一位读者。读者读了报纸杂志上的文字，有些看法，有些想法，想说出来，这至少在今天不能说是胡闹。
李国文先生是作家是学者是有知识的人，所以我肯定是很尊重的。而况他写的不少文章我也喜欢读呢。但不知是他也有有知者而喜欢狂妄的毛病，还是喜欢信口开河，有些文章说的话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过去的就不去说它了，单说他在今年第4期《随笔》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司马迁之死》。李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虽然鞭挞了汉武帝的残暴，可对司马迁实是不恭。来看看他有一个自然节是怎么说的：
“其实子承父业继承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有勤务员给你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陈胜吴广，楚汉相争，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白首穷经，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来往，更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有过私底下的友谊。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
说句想说的话：不是我水平低，仅就李先生这一小段话，就可以做一大篇论文。你看李先生想像多么丰富，说话多么俏皮，文字和标点也用得多么潇洒。只是我想知道，是不是李先生现在做学问搞研究就如此“惬意”，甚至渴了就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就有勤务员给你去打饭呢？就是现在你有，也不能据此就想像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也有这“惬意”啊！再说了，李先生如今至少也算是个知识分子。既然说“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个人物，总不甘寂寞”是“知识分子的通病”，这不把你自己也包括进去了吗？有一句话大家都喜欢说，这一回我也就随大流一次，这就是：仰天吐痰，自落其面。这回李先生是不是也扮了一回“自落其面”的角色呢？
不知是怎么了，现在的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对什么人都可不尊都敢开骂，就连像司马迁这样的人，也可以骂他个狗血喷头，或是给他弄得像个小丑。甚至像有人对鲁迅一样，把司马迁的伟大也拿出来当笑话说笑甚至拿出来批。我当然不是说司马迁就不能批判，司马迁就该“贡”着，不是。但没有一丝正经，或说是油嘴滑舌地来批评像司马迁（包括批评鲁迅）
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美国可以取笑当今总统，可以在精神上不尊重他，甚至丑化他，但好像没有人去取笑华盛顿取笑杰弗逊，甚至把他们的伟大也拿出来当笑话说笑拿出来羞辱一通。就是李先生自己，在1999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上发表的《街上流行人来疯》和在2001年第8期《群言》杂志上发表的《世纪的展望与回顾》中不也反对有些人对鲁迅的不恭吗？为何一边批评着别人不该对鲁迅不恭，一边又对同样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司马迁如此戏谑如此不恭呢？我尤其不能赞同的是，李先生在这一小段话中，把司马迁冒着杀身之祸为一个并无私谊的李陵向残暴的汉武帝求情，说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甚至说司马迁这样做是“有一种表演的欲望”。我想，但凡有点良知有点正义感的人，对司马迁的如此举动，都不能不动情，都不会产生李先生这样奇怪的想法。因此，我想说，如若不是李先生有意对司马迁不恭，那就只能把这种举动看作是信口开河或叫胡说八道。
对于中国两千来年的历史，李国文先生肯定比我清楚。敢在皇帝面前或说是向皇帝讲他不愿意听的话，绝不可能是因有什么“表演欲”，而大都是捏着一把汗或叫“冒死进谏”。正像李先生自己在文章中说的样，司马迁“不是不知道，那个未能如期会师，致使李陵孤军奋战，兵败而降者，正是陛下心爱的王美人之兄长，贰师将军李广利”，而司马迁非要说，今天来看，不是溢美，只能表明司马迁的高洁，即便用李国文先生的话说也是“他认为他应该说话，他要不站出来为李陵说句公道话，还有谁来主持正义呢！”而绝非是什么“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更不是什么“有一种表演的欲望”！如若不信，就请李先生也来一回这种“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自己“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甚至“表演”一回给我们看看。如何？
按小文题目，这“文章”算已做完。只因读了李先生这《司马迁之死》，对其中有一说法也不能苟同，借此将我的几句意见附后－－要知道允许我批评一次李先生是多么地难得。
李先生说，残暴的汉武帝对司马迁处以宫刑，“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人之受屈辱者，莫过于此”。这话留有商榷的余地。
文人之受屈辱者莫过于此吗？阉割虽是极大羞辱，然既叫“宫刑”，可见还是上了刑法的。即无论当时是如何地封建专制，毕竟“有法可依”。我总不相信，独这“宫刑”一条是刘彻口述之后即命人刻在竹简之上的。如若不是，而是一班人马在那整天开会、研究后制订出来，你就不能不说他是“法”。而况司马迁的获罪，并不在刘彻一人，满朝文武也是助纣为虐，认为司马迁受此刑还算轻的，理应当斩呢。而对待彭德怀，对待刘少奇，对待55万“右派分子”，那屈辱并非就在司马迁之下，然又依的是什么“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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