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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整风运动（下）,
个错误，它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
当整风运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向前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这件事也
有利于正确解决中共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从在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
共产国际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得受到它的一定约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
作，也做过不少错误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种政治上以至组织上的重大问题时，常常
不能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态度这个因素，尽管在后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越来
越少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二十二
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他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
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①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
会议决定：先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
宣布主席团的这一提议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决定。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苏联《真理
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
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
定》。
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共
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
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接着指出，但是现在共
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
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需这个国际的领导中
心了。他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
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②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国党能
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打破了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了两年的０６７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
９４９）
①
②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６日。师哲：《在历史巨人
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版，第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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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平静状态。国民党顽固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趁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他们一面以
共产国际解散为借口，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另一面调集二十多个师
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严峻。
毛泽东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到准确的情报后，立即做出紧急部署：“以宣传对付他们
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①他从晋西北调兵力保卫边区；在延安召开三
万余人的群众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积极做好武装自卫反击的准备，由大会发出呼吁团
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同时，他又指示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把蒋介石、胡宗南准
备进攻边区的消息向外界广为传布，并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呼吁
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并作出周密的部署，揭穿了国民党的密谋，
取得国内各界的同情，英美等国也对蒋施加了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这场来势汹汹
的反共浪潮还没有完全掀起就被打退了。事后，毛泽东致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周子
健，表扬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帮助中央甚大”。②接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乘势在全国范
围内发动了一场巨大的宣传攻势，批判蒋介石在这年三月出版的著作《中国之命运》，反对
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势力，以消除中国的内战危机。为了反驳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
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
概况》的材料，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九月六
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不得不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政
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①毛泽东给这个时期的斗争以高度评价，他说：“过去宣传
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②同时，中国共产党
在党内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及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教育，用抗战以来直到
眼前的种种具体事实来加以说明。一些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党员，通过这场斗争和党内
的政策教育，提高了觉悟。在这些事实面前，经过对照比较，人们对王明所鼓吹并推行的右
倾投降主义错误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这个时期中，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
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③，“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④的重要论
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
２６７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
③
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３００页。《王稼祥选
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９月版，第３５０页。毛泽东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
国民党》一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的批注，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２日。蒋介石对《关于中国共
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决议案》的指示，《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
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版，第８４１页。246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系统地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
整风运动按照原定计划转入最后一个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结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指出：国民
党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和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
确的，王明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针对王明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以来一直坚
持错误，到处宣传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提议，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日
时期党的路线问题。①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这次会议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从九月七日至九日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
叶剑英、朱德等发了言。他们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
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
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
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
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
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
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①针对王明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毛泽东在会上
插话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
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②在九月十三日的会议上，康生提出：要用历史的
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这就是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而要联系十年内
战时期王明主义的来源。他说：过去我们说，“左”的路线应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决议
起，现在看来要重新考虑，因为王明是在四中全会之前就有一个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起的比
立三“左”的机会主义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九四○
年，他不经中央同意，又将这本书印发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康生要求在武汉工作过的同
志应当对这些情况多多揭发。康生提出的王明的小册子这个问题，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
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说：“九月的会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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