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文学艺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哪个时代、哪个阶级的文艺，都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但是，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文艺创作对象又是不同的。《讲话》发表时，我国虽总体上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延安，则已经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毛泽东同志讲到，当时延安不少文艺工作者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他们经历了两种不同地区、两个不同时代。革命根据地既然是人民大众当权的地区，这里的文艺就有着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讲话》所说的工人、农民、兵士（革命战士）、城市小资产阶级（指知识分子和手工业劳动者）。毛泽东同志说：“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5—856页）为这四种人服务，也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这是延安时期革命文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革命文艺的本质特征。
《讲话》的这一论断今天有没有过时呢？没有。我们今天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或者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它是“五四”以来进步文艺和延安时期革命文艺的继承和发展，它的对象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但是，由于情况的变化，今天的人民群众，在概念的外延上已经扩大，它已不局限于革命根据地时代的四种人，还应当包括其他一些人，应当包括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概括的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尽管人民大众的范围已大大扩大，但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一性质没有也不应该改变。
是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创作，过去是区别革命文艺和非革命文艺的试金石，今天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和非社会主义文艺的试金石。
为什么人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文艺的性质，也关系到文艺的方向。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我们今天的文艺所要坚持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也就是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中所讲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那种不为人民大众，只为少数人，甚至只为作者自己创作的方向，决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文艺方向。由于今天的人民大众和革命战争年代的人民大众有了很大不同，今天人民大众所生活的环境和革命根据地的环境也有了根本变化，人民大众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已远非革命根据地时代可比。因此，只有创作多样化的文艺作品，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在今天，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文化方向，必须通过多样化的文艺创作来实现。在文艺创作中，题材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多样化的文艺创作，需要通过多样化的题材来体现。各类创作题材，不论是现代的还是历史的，不论是歌颂英雄人物的还是描述普通群众的，不论是严肃的还是轻松的，只要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能够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都应当欢迎。但是，在多样化的题材中，我们尤其鼓励主旋律题材的创作，因为这类题材的优秀作品，能够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更加直接、更加有力的启发和激励作用。近年来，我国文艺界出现了许多弘扬主旋律的优秀的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等作品，唱响时代的主旋律已成为众多文艺家的艺术理想和追求。以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为题材的一批优秀文艺作品，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代革命者所具有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从中得到了很大教益；一批以反腐倡廉为题材的优秀艺术作品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腐败的迫切愿望和强烈心声。上述这些作品，在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在提倡崇高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方面，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审美享受方面，充分发挥了文学艺术应有的重要作用。
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总是要反映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文艺不是文艺家头脑里主观自生的东西，而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它的创作源泉在于社会生活，这是《讲话》提出的又一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今天是否适用呢？仍然适用，它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虽然它们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说它是唯一源泉，因为除它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源泉了。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只是流而不是源。
对于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学艺术中一切优秀的作品，我们都应当批判地继承，汲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决不能全盘否定或全盘接受。但是，对古代和外国文艺的批判继承，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不能吃前人的老本，必须不断开拓创新。一部文学艺术的历史，就是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历史。文学艺术要进行开拓创新，就不能离开社会生活这个源泉，就应当从生动的、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在延安时期，当时正在进行抗日战争，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一切有出息的作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同上，第860—861页）当然，由于情况变了，今天的深入生活，不可能完全像《讲话》所要求的那样。比如《讲话》要求文艺家深入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去，现在没有这样的环境，当然也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任务。
但是，环境、条件、方式的改变，不等于文艺家可以不要深入生活，不等于完全凭他们的主观想象就能创造出文艺作品，特别是能够创造出具有很好社会效果的优秀文艺作品，所以江泽民同志在第七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牢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个真理。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努力把握时代的脉搏，充分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艺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作品，不可能有感召力，也不可能有生命力。”
文学艺术源于社会生活，但来自生活的素材并不是文学艺术本身。文艺创作是文艺家的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来自生活的素材，只有经过文艺家的加工、提炼，才可能成为文艺作品。毛泽东同志讲得很深刻，尽管社会生活有着无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它，还要求拥有作为它的反映的文艺作品，因为文艺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是说，文艺作品虽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只有它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黄河大合唱》的素材取自滔滔黄河的自然景观和当时黄河沿岸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英勇事迹。这些素材经过音乐家冼星海、诗人光未然的加工、提炼，经过他们的创造性劳动，终于熔铸成了一首不朽的音乐史诗。这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事例，在文学艺术史上比比皆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取材于一个上流社会妇女自杀的真实事件，但经过托尔斯泰的加工、提炼，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的自杀事件。小说通过刻画安娜这个悲剧形象，暴露了俄国封建制度的腐朽，反映出俄国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所以，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新时期我国涌现的大量优秀作品，都是反映人民最深刻的心灵呼唤和时代最迫切的前进要求的作品，都是艺术进步与现实社会进步相结合的结晶，都是文学艺术家们的思想感情与创作灵感为时代和生活所感召的产物。可见，虽然文艺作品的素材来自生活，但它离不开文艺家的创造性劳动。强调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决不是否定文艺家的主观作用，他们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有着非常广阔的活动空间，享有非常充分的创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