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肯定文艺家的主观创造作用是一回事，把文艺家的主观创造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另一回事。后一种情况在我国的文艺界有没有呢？有的。前几年就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论调，认为把文学艺术说成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能成立，应当对文学艺术的本质作出“新”的界定。这种“新界定”是什么呢？这就是，应当把文学艺术“看成是一种人的自由精神的存在形式，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释世界，揭示人类的审美意义”。还说，文学艺术是最自由的领域，是所谓“情感本体的家园”和“情感本体的象征”。这样的“新界定”，把作家创作上的精神自由，把作家以情感为依托的自我表现，作了极不适当的夸张。很明显，这种所谓的“新界定”是完全背离《讲话》精神的。这种说法的原意是想反驳《讲话》，但恰恰证明它自己不仅违反了文艺创作的规律，而且也违反了生活的常识。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有超常才能的作家，一旦隔绝了同外界的交往，他的生活经验就会越来越贫乏，他的内心世界就会越来越空虚，他的才思也会越来越枯竭，根本不可能创造出内涵深刻的作品。
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
文艺批评是促进文艺繁荣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是文学艺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都有自己的文艺批评。拿中国来说，我国封建社会到了南北朝，就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文艺批评。当时，诗的品评的代表作有钟嵘的《诗品》，画的品评的代表作有谢赫的《古画品录》，而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之大成，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直到今天，对我们的文艺创作仍有借鉴意义。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针对当时革命文艺存在的实际情况，针对参加座谈会的代表提出的问题，着重阐述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他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关于政治标准，在当时来说，就是“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同上，第868页）他还指出，这里所说的好坏，应当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加以评价。“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同上）关于艺术标准，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文艺家进一步研究，但他还是发表了原则性的意见，这就是：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他还讲到，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讲话》关于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的论断，今天仍然没有失效。不错，我们今天的文艺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比起当年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是大大地发展了，今天的政治，其内容也有了很大变化。当年处在抗日战争时期，评价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主要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广大群众同心同德抗战的大局。今天我们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评价文艺作品仍然有它的政治标准，这个政治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维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政治标准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标准这一原则没有变。我们今天的文艺方针之一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在今天，没有为人民服务而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也没有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的。这两种服务，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标准，或者就是政治标准的简明概括。这是我们进行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同时也是衡量、评判文艺创作成败优劣的政治标尺。不论我们的文艺作品是写现代题材的还是写历史题材的，是写重大题材的还是写一般题材的，都既要遵循“二为”方向，也要以“二为”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当然，坚持“二为”方向，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当代题材的作品，贯彻“二为”方向比较直接，而历史题材的作品，贯彻“二为”方向就比较间接。这类题材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把握和描写，做到以古鉴今，给予今天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启示。这些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容许作家进行夸张和虚构，但夸张要适度，虚构要合理，不能一味地“戏说”和胡编，那样的作品逗乐还可以，但对人民是起不了什么教育和鼓舞作用的。总之，文艺批评中的政治标准，我们今天仍然要坚持，不仅今天要坚持，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同样要坚持。
关于文艺批评要不要坚持政治标准的问题，有人持否定意见，甚至说，《讲话》提出这个问题，是要“用政治法庭取代审美法庭，用政治一元论来取代文学艺术的独立地位”。这是毫无道理的。在《讲话》或者其他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提出过用政治标准来取代审美标准，从来没有否定过文艺有自己的创作规律和独立地位。他们这样讲是借题发挥，是为他们的非政治性、非意识形态性的言论寻找一种借口。这种言论的要害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有人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时髦术语，公开提出“要解构马克思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这种言论的实质，可见他们也是坚持自己的政治标准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讲得很清楚，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他说：“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同上，第874页）针对当时延安个别文艺工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会破坏创作情绪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指出：“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上）这段话是对那种攻击《讲话》取消文艺创作自由的言论的最好回答。
在这里，必须辩明的是：坚持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并不等于提倡“文艺从属于政治”。多年的文艺实践证明，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对文艺的发展弊多利少。因此，进入新时期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摒弃了这一口号，从而极大地解放了艺术生产力。
但是，针对完全否定文艺与政治的联系的另一种倾向，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6页）这与《讲话》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文艺批评的艺术标准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分歧比较少，因为任何一个文艺家都不会认为文艺作品可以不讲艺术性。但是，究竟什么是艺术性，一部文艺作品怎样才算有艺术性？一涉及到这个问题，就见仁见智，很难得到统一的答案了。对同一件文艺作品，作出完全不同的艺术评价，这样的事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屡见不鲜的。不同的人由于历史背景、文化教养、审美情趣、审美经验乃至对艺术流派的认同方面不一样，因而对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就会有所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有许多中国观众至今仍欣赏不了日本的“歌舞伎”———尽管它是日本艺术的瑰宝，就和这一点有关。可见关于文艺评论中的艺术标准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对此进行研究，今天，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有增无减，更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深入探讨。
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简单化。尽管存在种种复杂性，存在种种不同看法，但《讲话》提出的，评论一部文艺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同样要看社会效果这一论断仍具有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也曾指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同上，第211页）一部政治性很差的文艺作品固然不可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一部艺术性很差的文艺作品同样也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效果。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我国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这样的作品，缺乏感染力，不可能在艺术上征服读者、观众、听众。后来改正了这一缺点之后，我国的文艺创作就走上了健康的发展轨道，文艺作品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涌现了一大批政治性、艺术性都很强的作品，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