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人性预设的转变导致了政府管理模式设计的改变：由侧重规制的官僚制走向鼓励竞争、强调激励的市场模式。传统公共行政认为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是制定详尽、完备的规则来限定官僚权力的设定与运用，尽可能减少人性“恶”侵害公共利益的机会和空间。而经济学认为，在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官僚行为假设下，传统的规制导向与官僚的经济人特性相冲突，并且完备的规则是不可能的，这从而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实现。“从市场的观点来看，传统官僚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无法提供充分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其组织成员有效率地做好分内工作。”(彼得斯，2009，pp。25-26)因此，实现公共利益的途径应由防止官僚滥用权力侵害公共利益转变为如何在承认官僚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激励、引导官僚尽可能地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即设计一种制度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兼容。传统官僚制的规制导向无法有效激励经济理性的官僚，甚至起到负激励效果，有助于官僚形成逃避风险、不事创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使公共组织丧失追求效率的内在动力。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是实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兼容的最优机制，斯密“看不见的手”隐喻深刻揭示了这一点。在经济学的影响下，新公共管理主张在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准市场等激励机制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品质，重视结果而非过程，克服片面强调形式合理性的传统官僚制的实质非理性。
三
经济学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建构的知识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官僚制的批评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前者揭示了政府官僚体制规模膨胀、效率低下和责任缺位等弊端的成因。公共选择理论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委托代理理论亦有阐释。之外，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以市场为解决方案的政策建议，以市场模式取代传统官僚制。
公共选择理论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是把经济学运用于政治科学的分析。”(缪勒，1999，p。4)在公共选择理论对官僚制的分析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尼斯坎宁。他在《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提出的官僚预算最大化假说大大推动了公共选择理论对官僚制的研究，并对现实产生了深刻影响。尼斯坎宁认为经济理性的官僚在双边垄断结构中利用其在公共服务生产的垄断地位和政治制度缺陷追求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这直接表现为官僚预算最大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低效和规模不断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僚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垄断特性，具体而言：第一，缺乏竞争。官僚机构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压力；第二，缺乏利润激励机制。由于公共产出的非市场性质，公共产出难于测量，官僚的目标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预算规模最大化，造成公共生产过剩；第三，缺乏监督。官僚机构在公共生产信息方面占有优势，监督者有可能受到“被监督者”的操纵。在监督机构面前，被监督者所处的地位使他们实际上可以强制规定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勒帕日，1985，pp。143-145)
委托代理理论通常用于分析组织中的科层关系。委托人赋予某个代理人一定的权利，一种代理关系就建立起来了，这个代理人受契约(正式、非正式的)制约代表着委托人的利益，并相应获取某种形式的报酬(埃格特森，1996，p。40)。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冲突与信息不对称是委托代理问题的核心。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下，代理人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未必一致，他可能去追求个人利益而把委托人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甚至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公共选择领域，选民和政治家、政治家和官僚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官僚作为代理人根据显明或隐性契约负责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忠实执行委托人的意愿。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由于公共生产的非市场性质、利润激励的缺乏和官僚机构的实际垄断地位，政府机构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同时，官僚与政治家拥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信息的种类和数量不同，官僚在这种信息不对称中处于优势地位。政治家要减少官僚的投机行为，必须获取足够的信息，这将大大增加代理成本。从而在作为委托人的政治家和作为代理人的官僚之间的契约中，可能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官僚利用其拥有的不对称信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实质上逃避了委托人的监督和控制。
www.deyou8.com的由之，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官僚机构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垄断地位及派生的信息不对称是政府弊病丛生的根源所在。政府低效、官僚主义等政府失灵现象都可溯源到官僚机构对公共物品生产的垄断及对生产信息的独占优势地位。打破官僚机构的这种垄断地位、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就成为提高政府绩效、消除政府失灵的当然选择。正如缪勒所言，“无论何时，只要可能，政府就会像独家垄断者一样行事；无论何处，只要存在竞争，它就会趋于对效率产生一种有益的影响，这与企业之间竞争的效果是相同的”(缪勒，1999，p。328)。
对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利用是公共选择的核心。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要改善官僚制的运转效率、消除政府失灵的根本途径在于取消任何形式的“公共垄断”，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准市场机制。根据其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尼斯坎宁提出了相应对策：在官僚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打破某些机构对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对生产成本信息的垄断；重构公共部门的激励结构，激励官僚采取最小化成本策略，而非预算最大化策略，以效率逻辑取代扩张逻辑；将私人市场方法扩大运用到公共服务的生产中，采取签约外包方式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主张分权化、公共组织的小规模化，给予公民“用脚投票”的机会，个人通过在生产公共物品的不同“俱乐部”之间作出进入或退出的选择来促进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激励它们提高公共物品的生产效率。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设计适当的激励机制，诱导代理人去追求委托人的目标，使其行为符合委托人的利益，达到“激励兼容”。根据公共部门的特性，可以采取以下途径来减少官僚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一，缩减政府规模，将公共服务签约外包。一般而言，私营部门委托代理问题比公共部门的较轻。通过供给生产相分离、签约外包等方式可以将公共部门委托代理问题转移到私营部门中去，从而减少公共部门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二，加强监督，获取代理人所掌握的信息，降低其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抑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同时，强化有利益冲突的个人或部门之间的竞争。竞争能减少委托人所面临的代理成本，而提高代理人从事投机行为的成本；其三，制定激励契约。固定报酬制度不能对个体产生有效的激励效果，反而会强化官僚的偷懒动机。采取绩效工资制可以有效激励个人，实现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相容。
交易成本概念产生于对企业性质的分析，指事前签定契约、事后监督和实施它的各类费用之和。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零交易成本假设是不现实的，利用市场机制需要付出交易成本，企业的出现与交易成本相关。从交易成本的观点来看，官僚机构垄断公共服务生产的传统模式无疑以巨大的交易成本为代价，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应运用市场检验或签约外包将公共服务转由非官僚机构承担，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利用官僚机构提供公共服务和利用市场都存在交易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政府与市场两者的合理边界，使总交易成本达到最小。在官僚机构垄断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引入市场机制是合理的选择，但同时亦应注意到运用市场机制也需付出交易成本，不能想当然认为市场机制必然优于官僚制。
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理念导致了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导向、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比较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提出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和新公共管理诸多公认特征，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传承影响关系：公共选择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特征中的预算削减、民营化、供给生产相分离、签约外包、用者付费与凭单制、竞争、分权化等相关；委托代理理论则构成了供给生产相分离、绩效责任、分权化、绩效管理、改进财政管理和审计、绩效稽核、人事管理等特征的理论基础；交易成本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特征中的供给生产相分离、签约外包、分权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Gruening，2009)。
四
在当代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可以清晰看到经济学理论对于这场改革运动的深切影响。这在新公共管理三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表现得尤其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