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意象的系统联想与论证
—评闻一多先生的神话学研究
田兆元
闻一多先生从事神话学研究的时候，是上个世纪40年代前后，那时的中国现代的神话学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要了解闻一多的神话学研究成就，需要了解此前的学术背景。在此之前，中国的神话学已经初步形成了几个风格不同的派系。先是有人开始翻译一些希腊罗马神话，如荷马史诗、希腊悲剧、北欧传奇等，使得大家很新奇，觉得这些神话与中国神话有很大不同，于是形成了可资与中国神话比较的对象。接着就有人介绍西方的神话学理论，而本土的神话学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早期有影响的介绍到中国神话学理论是人类学的神话观。这批人是文学出身，如周作人，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写出西方人类学神话理论的介绍性的文章，介绍其学派凡五，分退化说和进化说两类述之。文章虽短，但也是当时西方神话学的学术前沿。周作人成为中国神话学的早期开创者。但是，真正对中国神话学研究作出贡献的是茅盾。他对希腊和北欧的介绍是卓有成效的，而他的《中国神话研究ABC》的出版才是真正的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如他将中国神话分为北、中、南三大部类，都是崭新的见解。泰勒和安德鲁·兰是茅盾主要借鉴的神话学理论的对象。他们对中国神话学的研究主要是从书面文献为主的，几乎没有借鉴考古资料和田野调查报告，自己也根本就没有从事过田野调查。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人类学的神话学研究，不如说是借用了一些人类学观点的文学神话学研究。
那时也有少量的民俗学人类学工作者到民族地区进行过调查，一些民俗学工作者进行过一些民间故事和神话的搜集，并发表了一些成果，但整体上影响不是太大。他们喜欢大段引用外文，引用国外的人类学家的说法，铺排田野材料，却很少有价值的有创造性的学术成就。但是，人类学的神话理论揭开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的序幕，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对中国神话文本研究最有成绩的却是历史学的神话研究，由于他们对文献的研究比从事文学和人类学的学者更为深入，所以，对神话研究的影响则更大。他们大多是本土的研究者，但与人类学的一些派系有着奇特的联系，更多的影响则来自“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习气。先是20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他们承袭晚清以来的疑古主义思潮作风，站在所谓反封建文化的立场上，要把中国古代历史的早期部分还原为神话，认为那不是信史，很多乃是经学家和政治家的伪造，因而是神话。虽然他们的动机不是作一个神话学家，但却是中国的神话研究学者眼界大开，这也凸现出本土的理论思潮的力量。他们对神话文本的深入解剖也告诉人们，学术研究仅仅借鉴一些理论说法是不能有多大作为的，而文本研读功夫和解读文本的广泛文化背景在神话学研究中更为根本。在古史辨学者的研究视野里，一些重要的神话人物如鲧和禹的神话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探索，而像孟姜女这样影响深远的神话传说人物也被深入研究过，取得突出成就。应该说，他们是中国神话研究的实绩所在。古史辨派最后走得太远了，他们由最初的文化批判，最后看古代文化变成几乎什么都是神话了。怀疑一切并不一定就是科学的，他们怀疑一些典籍是“伪书”，结果考古发现证实，那些典籍是真的，泛神话化的文化观看来站不住脚，古史辨派于是在大红大紫以后悄然收场。
不久，历史学界出现了另外一种趋向：通过那些神异色彩浓厚的记录，去重建上古的历史。这是要把神话还原为真实的历史。其中一方面，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坚信古籍的记载是真实的历史，认为对这些历史的怀疑就会动摇民族的精神，故神话应该重新回倒历史。另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则将传说与考古结合起来，对传说时代进行了深入讨论。像徐旭生那样通过传说与考古结合起来的方法研究中国早期的文化分布，认为华夏、东夷和苗蛮是古代文化的三大主干，其成就是十分突出的，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如今。
历史学界的一批学者也深受人类学派的影响，但观点与纯粹的人类学派截然不同，他们接受的是从恩格斯那里引出的莫尔根的进化论人类学学说，他们要通过神话考察社会演进的轨迹。其中，关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演变，部落联盟时代到国家产生时代的的传说的研究最引人注目。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关于尧舜时代的婚制及其演变都是深受莫尔根的影响的。他们认为神话纵然不是历史真实本身，却有历史的真实结构在其中，他们也是把神话视为历史资料的。他们把氏族、部落、图腾、母系、父系这样一些话语反复述说，事实上也把人类学关于神话学的范畴炒热了。
闻一多先生面对了这样多的学术资源：有西方的神话文本译本，有西方神话学的译著，有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尝试，有考古资料，还有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田野报告。在40年代，神话学研究的基础比20年前有了很大的改善。文学的、历史学考古学的和民俗学人类学的神话研究已经提供了综合研究的可能，像古史辨这样的纯粹的文献考察的本土研究与民俗学人类学田野方法及其外来理论的出现，诞生神话学的有深度的本土话语的叙述语境的条件已经成熟。闻一多先生以其特有的睿智和深厚的学养，恰遇这样的时机，这样便铸就了他在中国神话研究史上的杰出地位。
闻一多先生最具代表性的神话学研究著作是《伏羲考》。伏羲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因此，这是一篇对民族根本神话的研究杰作。在此之前，关于此课题已经有较多的研究，闻一多搜集到二种：芮逸夫已经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人类学集刊》发表了《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引洪水故事凡二十余则，另外有常任侠对伏羲女娲造型形象的论述，二者一为人类学的研究，一为考古学的研究。这是闻一多先生面对的除了古代文献以外的伏羲神话的新文本。对伏羲女娲的研究，历史学家吕思勉也发表过论文。这时，研究伏羲女娲已经成为神话学中的显学。要想有所突破，戛戛乎其难！闻一多先生怎么寻找创新的突破口呢？
首先，我们看到闻一多先生基本把握了多方面的伏羲女娲研究的学术历史信息。对于来自西方的人类学理论，闻一多先生主要借鉴吸收了图腾学说，以作为对伏羲文化的主要研究视点。图腾学说，自从19与20世纪之交，人们从介绍摩尔根的著作，介绍西方的社会学说就开始被中国学界知晓了，如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就有图腾学说的介绍。后来涂尔干的图腾学说也被引入。尤其是法国人倍松的《图腾主义》一书的中文版于1932出版，则带来了系统的图腾学说的理论和丰富的世界各地的图腾信仰的知识，该书被闻一多先生反复引证，涂尔干也是闻一多先生引证的对象。另外，我们还能在《伏羲考》中看到弗洛伊德的学说的影子，如关于“沓布”（taboo）的知识，闻一多先生指出：“图腾与‘沓布’是不能分离的。”这些新的理论资源，都是当时的学术前沿，闻一多先生对此的把握，充分说明他的神话学研究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这是闻一多先生神话学取得成就的一个条件。但是，我们看到，当时对人类学理论的了解，占有人类学理论资源的程度，闻一多先生都不是最多最深的。比起当时那些相对专门的人类学学者，闻一多先生显然不如他们了解得多，但是，为什么闻一多先生在中国神话学方面的成就要远远超过他们呢？
既向国外人类学理论学习，又根据中国神话的实际，创造性地综合分析，才是学术取得真正成功的关键。尤其是对中国神话文献的综合分析能力，对神话文献间的联系的洞察能力，都达到了当时神话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他独创了中国神话研究的意象的系统联想与论证的方法，是中国神话研究的重要突破。于是，我们发现，仅仅知道一些理论信条是不够的。头脑里装满理论概念，但不一定是理论水准高，如果没有对文本的深刻理解，简单的理论比附，可能还会造成思想与理论的真正贫乏。
芮逸夫、常任侠和吕思勉都是人类学、美术学和历史学各领域里的出色学者，他们关于伏羲女娲的论文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准，但是，他们都只是在他们所在学科里产生影响，有很大的局限性。芮逸夫的论文有许多田野的资料，弥足珍贵，他展开的比较空间很广阔，但是，他所构拟的“东南亚洲文化区”的想象，一时难以找到依据，而对古代文献中的伏羲女娲资料只是作了一般叙述，对于华夏传统，苗蛮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常任侠的论文指出重庆出土的石棺画像人物乃是伏羲女娲，也将其与日月神话和苗瑶神话的伏羲女娲的故事相联系，对石棺画像的解读应该比较周全了，但其不足还只是表明画像内容为何而已，视野较芮文更为狭窄。至于吕思勉先生则主要在古文献上用力，表现出不凡的文献分析能力，从文献视角指出此类神话与南方苗族相关，与田野报告和考古文物结论基本一致。然材料上既不涉及出土文物，也不关乎田野报告，在论述的指向上主要于文献文字通假一面进入，局限还是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