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形式的自觉
谈到艺术的本质，英国人贝尔认为，伟大艺术都是“有意味的形式”，艺术创作并不就是把生活复现出来，最根本的是将艺术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形式化。贝尔说：“不懂艺术的人总以为，创造艺术只要解决如何把生活中关于事物的概念\'正确\'地复现出来就行了。这些人根本不懂，要求艺术家直接解决的问题，除了\'形似\'之外，还要用一个四边形、圆形或立方体来表现自己的感情；要运用平衡来达到和谐或对某种不谐调的现象进行调和；要获得某种节奏感；还要克服媒介造成的种种困难。”用贝尔的这段话来烛照中国新诗最初十年的创作状况，我们不难得知，之所以在这十年中还没有诞生伟大的艺术作品，原因在于诗人对诗歌形式的轻视，诗歌创作充满了盲目性和随意性。缺少了“有意味的形式”，我们的诗歌怎么可能成为光照千古的不朽之作呢？
翻检早期的白话诗创作理论，诗人大胆突破传统，重新开辟中国诗歌的创作领地的举动确实是勇气可嘉的，但他们对诗歌的理解又走向新的误区。胡适在他的《谈新诗》一文里，把新诗的出现看作“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他这样总结新诗的创作规律：“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了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篇文章被称为中国新诗的“金科玉律”，影响和指导了中国新诗最初十年的创作，既给诗人带来了创作上的自由，也不免无形中对中国诗歌的艺术成色进行了伤害。过分讲求格律固然不利于思想的自由表达，这已经为近代以来诗坛的颓势所证验的；但完全没有格律规范又会让诗歌滑向散文的泥坑，使诗歌成为“非诗化”的产品，这又成了早期诗坛无法扼阻的弊端。同时，早期新诗缺乏细致打磨也是事出有因，因为诗歌创作没有可资鉴照的审美标准，诗人们也无从打磨自己的诗句，这一时期的诗歌便全都成了随性而写，“自然天成”的轻易之作，没有古人“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锤炼之苦，谁敢保证这些缺乏锤炼、随性而作的诗歌会达到怎样的审美高度呢？
早期诗歌创作忽视形式、滥用“自由”随意而作的痼疾成了闻一多新诗理论中批判最多的内容之一。在《泰果尔批判》里，闻一多指出：“于今我们的新诗已经够空虚，够纤弱，够偏重理智，够缺乏形式的了。”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中，闻一多借用鲁瑟提（Rossetti）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诗学主张：“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便失去了他的美了。”在《诗的格律》中，闻一多更是明确地指出不要形式约束的诗人是无法作出好诗来的：“老实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这种人就不做诗也可以，反正他不打算来带脚镣，他的诗也做不到怎样高明的地方去。”言外之意，只有注重形式，“带着脚镣跳舞”的诗人才可能写出优秀的诗歌。早期诗人都强调诗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认为是“写”的，不是“做”的，针对这一创作理念，闻一多多次提出自己的异议，主张诗需要“做”，而不是“写”。在《〈冬夜〉评论》里，闻一多谈到艺术加工的必要性：“一切的艺术应该以艺术作原料，而参以人工，一以修饰自然的粗率相，二以渗渍人性，使之更接近于吾人，然后易于把捉而契合之。”在《诗的格律》中，闻一多对胡适“有什么话，做什么诗”的诗歌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他说：“偶然在言语里发现了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言语就是诗，遍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这真是诗的自杀政策了。”并进而解释道，“我并不反对用土白做诗，我并且相信土白是我们新诗的领域里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壤，……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只是土白可以\'做\'诗；这\'做\'字便说明了土白须要经过一番锻炼选择的工作然后才能成诗。”当然，要想“做”诗变成现实，就得建立一套诗歌创作和鉴赏的美学规范，这或许就是闻一多提出诗的“三美”主张的初衷。
如果说早期缺乏形式规约的中国新诗创作还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中的话，那么，在闻一多明确提出诗歌建设的“三美”主张以后，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讲究规范化的自觉时代。闻一多对诗歌形式的强调，对诗歌创作需要修饰和打磨的必要性的阐述，标志着中国新诗在创作理念上的某种成熟，体现着诗学的现代性特征。
解构与建构的对立统一
闻一多的新诗理论，特别是他的“诗的格律”的理论，对于促进新诗创作的规范化来说，的确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理论提出之后，中国新诗一度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创作情态。二十年代末期，以新月派为代表的诗歌创作者，大量地尝试写作结构谨严、字句工整、音韵和谐的新诗文本，追求格律化成为新诗创作的主要表达策略。在这方面以徐志摩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许多诗歌作品，诸如《再别康桥》、《偶然》、《望月》、《起造一座墙》等等，都遵循一定的格律规范，诗句和谐自然，富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
虽然是从拆解初期白话诗创作理念，建设中国新诗的诗学规范角度出发来提出格律诗理论的，但是，闻一多的三美主张，又暗合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标准。在“三美”主张里，不管是讲求字句的整齐，还是追求音韵的和谐，以及在诗歌中通过遣用富于表现力的词汇来构筑诗情画意，这些都是与古典诗歌的创作规则相当吻合。也就是说，闻一多的“诗的格律”理论，表面看是借用了外国诗歌的创作理论和创作经验，实际上也折射出了新月派希望接通中国文学传统的精神血脉，希望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架设一条有益的桥梁的诗学理想。在沟通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联系来促进新诗的发展与成熟方面，闻一多可谓是用心良苦。然而，闻一多的苦心经营并没有在中国新诗的创作道路上维持多久，这一方面因为胡适的白话诗理论余威犹存，另一方面因为诗人们急于投身社会洪流，急于以诗歌作武器介入社会之中，无暇顾及诗歌形式上的要求，而且诗歌界对重回古典诗学创作老路的这种创作原则并不太认可，这样，新月派的格律诗理论，很快就遭到了一些诗人的批判和否弃。首先对闻一多的诗学主张进行猛烈抨击和回驳的是“现代”派诗人们。“现代”派诗人戴望舒，曾经创作了那首被叶圣陶誉为“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创了新纪元”的《雨巷》，在出“新月”而入了“现代”后，马上便写成《论诗零札》的诗论文字，提出若干反对意见对诗歌格律理论进行驳斥。他说：“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的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戴望舒的这些论述，其矛头显然是直接指向闻一多的。我们不能否认，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的格律诗理论的确有过分强调诗歌形式的嫌疑，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戴望舒的观念应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文学体裁的角度而言，既然诗歌这种文体又不能不讲究形式艺术，那么戴望舒的批评又有失偏颇。事实上，外在形式对诗歌是否重要，戴望舒本人的创作就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明。在戴望舒的诗歌作品中，写得最成功，最受读者欢迎的并不是在“现代”派时期弃绝了外在形式追求后诞生的《我底记忆》和《我用残损的手掌》，而是“新月”时期那首很讲究诗歌形式的《雨巷》，这足以说明外在形式对于诗歌作品的重要性。
批评这种强调诗歌形式的诗学观念的言论并没有在戴望舒这里划上句号，而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在延续着。三十年代末期，艾青又写了一篇《诗的散文美》的文章，继续反对诗歌写作的格律规范，大力宣讲诗歌创作的口语化和散文化，并把这种口语化和散文化作为诗歌创作最美的形式。艾青指出：“由欣赏韵文到欣赏散文是一种进步，而一个诗人写一首诗，用韵文写比用散文写要容易得多。但是一般人，却只能用韵文来当做诗，甚至喜欢用这种见解来鉴别诗与散文。这种见解只能由那些诗歌作法的作者用来满足那些天真的中学生而已。”“散文是先天的比韵文美。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而口语是最散文的。”“称为\'诗\'的那文学样式，韵脚不能作为决定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在它是否有丰富的形象——任何好诗都是由于它所含有的形象而永垂不朽，却决不会由于它有好的韵脚。”艾青强调诗歌创作的自然美和形象性，这自然没有错，但用这种自然和诗歌形象来反对诗歌的格律理论，却显得理由并不充分。好的诗歌固然有好的形象，但创作好的诗歌形象并不意味着必然要取缔诗歌的格式韵脚；追求诗歌创作的自然而然，一气呵成当然不错，但诗歌创作的“妙手偶得”毕竟只在少数，大多数的优秀诗歌都不是诗人一蹴而就的，而是诗人在初稿的基础上斟酌打磨的结果。到了40年代，坚持主张新诗应该遵循自由化的创作之路这种论调仍然占主导地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废名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等等。
综观二十世纪的新诗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不讲究形式艺术，只追求表达的自由和畅快的诗歌作品比比皆是，占去了历史的绝大部分版面，追求诗歌创作的形式美，在诗歌节奏、韵律等上面费尽工力的诗歌作品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对于以自由诗为主要诗歌形式的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创作和诗学观念来，闻一多的“诗的格律”理论，一直是一种解构的力量，它时刻在呼唤我们的诗歌界，要想成就不朽的诗歌作品，对于形式的建构是相当必要的。新月派对于格律诗歌的理论倡导和具体实践，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忽略的，这正如石灵所说：“自由诗是旧诗的反动，新月派诗和创造社诗又可说是自由诗的反动。他们，尤其是新月派，是有意识地想给那只无舵的船（新诗）找一条路，姑勿论这路已否是坦途，但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