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纬》三篇：推度灾、记（汜）历枢、含神雾，
《礼纬》三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仪；
《乐纬》三篇：动声议、稽耀嘉、汁（叶）图徵；
《孝经纬》二篇：援神契、鲍命决；
《春秋纬》十四篇：演孔图、元命苞、文耀购、运斗枢、感精符、合城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佐助朝、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词、命历序。
纬书今已缺残不全，篇目难以遍举，但从上面所举《七纬》三十五篇篇名来看，它们的共同特点正是三字为题，晦涩难解。
看到《庄子》内七篇篇名和汉代纬书篇名特殊的相似，我们进而可以推想。这七篇篇名内蕴的思想观念可能也和汉代纬书犀通，因为汉纬与图谶相结合的谶纬之学，是汉代最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和学术思潮。这个思潮贯串着一个基本思想观念，即认为阴阳灾害等自然信息，总是预兆着人间祸福，将应着帝王兴衰。图谶纬侯皆由此而生，如《春秋纬》说：“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非常明显，如果说内七篇篇名内蕴着的符应观念（“德充符”）和帝王思想（“应帝王”）根本不是庄子所具有的，那么它就只能是谶纬之学孕育出来的了。
由以上将内七篇篇名的奇特形式和内蕴的思想观念同纬书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推定，《庄子》内篇篇名可能是由在谶纬思潮激荡下、具有符应观念和主权观念的一个十分熟悉《庄子》的学者拟定的；而曾经整理编校《庄子》的刘向最为可能。
谶和纬虽然有着一个共同的基本思想观念，但毕竟也是有区别的，正如阮无所说“纬自纬，谶自谶”（《七纬叙》）。这种区别，一是大抵谶因事作预言，属方术；纬附经而立言，属演经。二是谶言出现较早，在先秦之时。如《史记·赵世家》记扁鹊之言，“……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淮南子·说山训》有“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详（祥），明书著之”之说。而纬书出现较晚，在西汉之时。如〈尚书纬〉、〈春秋纬》都达及“《尚书》百二篇”。而孔颖达《尚书正义》指出，“或云‘百二篇’者，误有所由，以前汉之时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而为纬者附之。”（《尚书序疏》）张霸是成帝时人，其伪造《尚书》之事见《汉书·儒林传》及《论衡·佚文》和《正说》篇。可见，《尚书纬》、《春秋纬》是编造于成帝以后。《孝经纬·鉤命决》“帝王建，考九会”，隐言汉高祖刘邦到光武帝刘秀为九世，是东取初多才编造出来的。大体而言，谶纬是在西汉后期方才合流，蔚为大观，成为对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影响、具有神学色彩的思想潮流。正如张衡说：“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后汉书·张衡传》）这个谶纬之学勃兴的成、哀之世，也正是刘向学术活动的高峰时期——领校中秘书。
《汉书·五行志》序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汉书》卷二十七上）可见，刘向是一个和董仲舒齐名的、以言阴阳灾异著于史册的汉代大儒；只是和董仲舒相比，他的学术中的史实成份多于义理内容。因而，他也是谶纬这一时代思潮中的佼佼者。当然，也许象刘向这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儒家学者，不会如同当时多数趋时学者那样谶纬不分，但象张衡那样反谶不反纬则是很可能的，因为毕竟刘向父子是汉代学者中谈论灾异符应最多者。晚近有学者据《汉书五行志》记载统计，刘向父子推测灾异应符之事有一百八十二件，发表灾异符应理论二百二十六则。刘向是帝胄后裔，特别是在酉汉后期外戚权势日炽的情况下，他的“汉家天一，刘氏为王“的王权思想是非常强烈伪。《汉书》记述，“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报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党，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汉书·楚元王传》）。这与纬书“为汉帝制法”是极为合拍的。
通过以上对刘向那个时代的理论思潮和刘向个人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有根据地进一步推断，《庄子》内篇篇名最有可能是刘向在校理《庄子》时拟制的，因为这七篇篇多所具有的奇特的纬书篇名面貌和内蕴的符应、王权观念，正是一个活跃在谶纬思潮中的、十分熟悉《庄子》的刘氏宗室大儒所可能有的思想的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