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当日本举国上下纪念川端康成百年诞辰的活动日益涌向高潮时，川端康成的大量创作笔记、手册、日记、书信以及未完成的小说遗稿被发现，成为日本文坛一个轰动性的事件。
此次发现的新资料数量庞大，内容广泛，然而这些资料的公开却受到了种种约束和限制。其中既有涉及个人隐私的因素，也有字迹缭乱无法辨认的问题。因此，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处于秘密收藏状态，未能公开。日本著名文学刊物《新潮》以“川端康成诞辰百年纪念特集”为总标题出版了今年6月“特大号”，首次面对公众刊印了可以公开的部分资料。其中包括从未发表过“幻想小说”草稿六篇、最后的创作笔记、永井荷风－川端康成往复书简、战后日记（1945～1946年）、滞留美国期间的日记（1960年）、讲演记录《源氏物语与芭蕉》等。
未完成的“幻想小说”中有三篇未加标题，另三篇分别为《幸福之谷》、《树木葱笼》和《眼》。这六篇草稿都很简短，仅仅是开头而已，甚至可以看作是创作笔记的一种变形。实际上，川端的许多作品，正如他本人所说，都是在小说开头部分的写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后半部分的构思。而且，他有不少中、长篇小说就是在零散素材和短小篇章的基础上，随着思维和时间的共同漂流一次次添加而成的。因此长谷川泉称川端文学是“添加”式的文学。小说的开头，在川端来说，多数场合是其创作的种子，在适合的条件下就会萌芽并生长为一篇作品。
川端与永井荷风的通信共计六封，包括永井致川端的五封和川端致永井的一封。主要商讨有关镰仓文库出版永井荷风作品《东绮谭》的问题，本期《新潮》公开了永井的三封和川端的一封。时间与此次发现的战后日记几乎是重叠的，同时也与永井荷风的《断肠亭日记》第29～30卷相吻合。这一时期川端正全身心地沉浸于镰仓文库的编辑、出版事宜和笔会的活动。
川端生前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创作笔记，被称为“笔记之魔”。其中大部分是记在小手册上的，也有顺手划在稿纸上的临时想到的观点、素材或提示语。小册子或笔记本上的字迹密密麻麻、满满当当，仿佛要把纸张淹没了。这方面的资料以前也发表过一些，但大部分因极难辨认而最终无法解读。此次的新发现亦为数不少，在《新潮》6月号上公开的是其中的两部分——《浅草红团》和《蒲公英》执笔时期的创作笔记。二者共同而鲜明的特点是粘贴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广告宣传的剪报，充分体现出作家对社会的关注。《浅草红团》的创作笔记中除了社会方面的报道之外，连征婚启示也剪贴于其间。《蒲公英》的创作笔记中还收集了从报纸的投稿专栏中剪贴下来的文章。这些剪贴内容提示着作品与时代的关系，引起川端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小手册、笔记本、稿纸等等，无论在哪儿，不问形式，抓到什么算什么，遇到什么记什么，内容庞杂无序，这是川端收集资料的一贯做派。笔记中的词句素材一旦在文章或作品里使用过，就被画上一道线，这种做法同俄国作家契诃夫完全一样。
在创作笔记中夹杂着一份题为《〈伊豆的舞女〉后日》的未完成的手稿19页。虽然作者署名为川端康成，但无论从笔迹、内容还是从行文优劣来看都不像川端的作品。文章描写名为薰的舞女在东京的焦土废墟之上横尸路边，被人用粗糙的草席裹着。这样残酷的场面的确像别家子弟的伪作，但真相无从查考。战后的一段时期曾经出现过署名川端康成却令人生疑的作品。川端本人所作的剪报中就有过一篇题为《山水巡礼》的作品，在印着川端康成的作者姓名旁边有“他人伪作、抹杀”的批注字样。或许是有人想借川端之名赚取稿费吧，这类事情着实有些不可思议。
为了整理和解读此次发现的战后日记，新潮社校阅部的宿将高手也亲自出马。日记内容涉及从日本文学界的知名泰斗到新人三岛由纪夫等众多作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他们活跃于以镰仓文库为中心的日本文坛的形象，为文学史和作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滞留美国期间的日记使人们得以了解川端在美国的生活和轶事。1957年国际笔会大会在日本召开之后，川端被推选为国际笔会的副会长，国际知名度也日益提高。但第二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并因胆结石入院治疗。1959年则是川端整个创作生涯中仅有的全年没能写出一篇小说的低潮时期。然而1960年他接受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访问，并且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31界国际笔会大会。以此为转机，川端进入了新的创作时期。同一时期川端还有大量致家人的书信留存下来，这些书信已收入新潮社版37卷本全集的补卷中。日记与书简对照阅读对川端爱好者来说将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新潮》6月号刊载的《源氏物语与芭蕉》也是此次在川端宅邱发现的。这是昭和45年（1970年）川端在台北市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上的演讲底稿。在这次会议上，川端作为特邀佳宾受到了最高级别的招待。根据当年印制的会议日程表，川端的演讲于6月16日晚餐前17时30分开始，时间为一小时。记录工作由台北市私立淡江文理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亲自担任。笔录原稿用25字×26行的稿纸书写，稿纸中央印着“私立淡江文理学院夜间部作文用纸”，共计12页。
川端康成有个习惯，在准备演讲的过程中总是随手把想到的关键词写下来，台北的演讲也不例外。川端预先写下的关键词达十余页，都保存完好。也许起初并没打算详细地准备，因此开始两页用英文字母A、B编号，是十分随意的思绪实录。从第三页起页码编号以阿拉伯数字取代了英文字母，同时文字风格也转变得细密严谨，连演讲中提及的画家姓名以及引用的杜甫的诗句、芭蕉的掌故也都一一列出。在A页上写着：“○光荣、名誉○名誉是好意、顺从地接受好意、拒绝也麻烦、真诚地感谢。”旁边是：“但是一定拒绝、讲演、座谈会、广播、电视……”底稿上矛盾的措辞在演讲中也原封不动地传达给了听众。另起一行写着“○父、两岁、母三岁。祖母六岁……《十六岁的日记》○保姆……○篱笆墙外、少爷……”等等。B页则是一些抱怨及自谦之辞：“不会说话、……这样的演讲不作为好……”等等。阅读《新潮》上公开的笔录稿可以发现川端的演讲从内容到顺序完全是按照这些关键词进行的。
川端从年轻时代kai始就成为文艺演讲会的常客，随着一步步走向晚年，各种讲话、致辞、演讲的邀请也日益增加。就在川端离世前不久还接受了安排在翌月月初的一次演讲，当时日法学院通过川端康成的女婿川端香男里拜托川端康成来院演讲，也许是出于对香男里的义理人情川端才最终应允。数日之后，川端却未留下只字片语突然口吞煤气自杀。川端殪后，香男里想到此事，感觉自己似乎成了川端走向死亡之路的协助和支持者。
据已成为川端康成研究家的香男里氏介绍，在资料的整理过程中，还发现了由川端本人以及他的至信亲友严密收藏的一大捆信件，令参与整理的诸君大为惊讶。这些信件主要与曾经使川端遭受重大打击的初恋情人“千代”有关，包括已为川端研究者所熟知的千代从歧阜寄出的十一封信（大正11年9月19日至同年11月14日），以及在歧阜的千代养父的明信片和岩手县的鹿野新八先生的信。千代的信件内容大部分在川端以往的作品和日记中已被引用过，并因此在各类研究书籍中被多次提及。新发现的信件实物从内容到表现都充分应证了那些间接文字的真实性。信件中，千代最初毫无拘泥和隔阂地称川端“阿康”，对于川端的好友石浜金作和铃木彦次郎也同样地称“阿金”和“阿彦”。后来对川端的称呼改为“亲爱的康成”，而最后则变成了“康成君”，充分显示了她内心翻云覆雨的过程。川端写给千代的一封信也残留其间，香男里氏认为这可能是一份草稿。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10月27日给你的信收到了吗？因为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每日心神不宁无法安居……”字里行问渗透着川端对千代的刻骨相思。
同一捆信札中还有在这场恋爱风波中始终陪伴着川端的三明永无的来信和明信片；亲戚川端岩次郎在收到川端借钱申请后的三封回信（其中两封提醒川端应将结婚的打算向支付其学费的秋冈家汇报）；文学前辈南部修太郎的两张明信片；三岛由纪夫于昭和33年（1958年）7月29日的来信；还有川端写给夫人秀子和养女政子的信（也许是因为嫌麻烦将二人名字合写为“川端秀政”）。这些发现已属意外，而更为意想不到的是三位向川端表示好感的女性的来信也在其间，显示出此番发现的“隐秘性”。或许正因如此，这些信件并未公开。
新发现的资料给川端年谱的修订提供了可靠的参照，另一方面，在解开围绕川端康成的许多迷团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神秘性，再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在鹤发瘦躯、冷傲孤独而又优美典雅的川端康成身上。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