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我在美丽的日本》，据说是１９６８年川端在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致辞，应属名篇吧，但我过去没读过。他的散文，除了谈东山魁夷画作的几篇，我几乎都不曾读过。正因为这样，日前在书店看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一套《川端康成文集》时，才单独挑选了这本惟一的散文集《美的存在与发现》，将其买下。
读后所获，当然不仅限于意外地了解到，自杀的川端，原来对别人的类似行为持着那样坚决的反对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感受，我想是在于对散文语言之美的纯粹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过去在仅仅读川端的小说时，却没有太多的体会；尽管他小说的语言也如曹禺所说，是“细致、精确、优美、真切”的。
但依实际来看，很多作者虽无“细致、精确、优美、真切”的语言，却无妨照样写小说，甚至写出可观的名气来。盖因小说这文体，所仰仗的主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文修辞功力，若是这方面功力差一些，只要长于叙事的编排，做出的小说就大致过得去。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小说大兴叙事方式革命，就更如此了。所以在现今的小说界，一方面从小说艺术角度看写出了卓有建树或者聊备一格的作品，另一方面从纯粹的文字的角度看却谈不上什么修养，甚至显得很粗糙--这种例子实可说不胜枚举，近十年来新生的小说家尤其这样。
这些写作者，只染指小说，大概问题不大，然而倘欲混迹于散文，就一定不太好混。在诗以外，散文是第二种很原初的文体，除开纯粹的美文修辞的功力，它实在就别无凭依，好或不好、优或劣，尽由作者在语言上的灵气和修为来定。举凡古今大散文家，庄子、柳宗元、苏轼、张岱、周作人等等，均可以鉴。
只是一个好的散文家，肯定做不成小说，因小说毕竟不以文章之美取胜。但是，缺少一付好笔墨，这样的小说家终究能成怎样的气候，也大为可疑。川端固以小说名世，可是他的小说除了是小说，也是极漂亮的可单独从文字欣赏的文章。此次集中地读他的散文，更意识到，他真的是很在意并且精于文章之道的。
“樱花最美的时刻，是在一日之晨。据说，夏天在不忍池畔还可以听见荷花绽开发出的清爽的声音。”
不妨品味一下川端细致地在文字中追求的节奏，以及心趣。回头再想想《雪国》《古都》等，益发觉得他是把小说同时当作文章来做的。
可能因同是东方人而语言趣味相通的缘故，对川端的文章家的禀赋，我是容易体会的。这种体会，读西方第一流小说家作品时很难有。
我想那只是语趣相隔，而翻译其实又不能助于它的沟通罢了。但是，第一流的小说家必是好的文章家，第一流的小说必是好的文章，这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我相信都没有区别。
以我们中国自己的情形论，“四大古典”里，《红楼》、《水浒》，所以高出《三国》《西游》一头，不能不说与它们是更好的文章有极大的关系。当年，金圣叹评《水浒》，着眼点首先并不是“好小说”，而是“好文章”--他的叫法是“才子书”，列在这系列里的，不论体裁，首先是“好文章”。《聊斋志异》即便只作为文章来读，也不在韩柳欧苏之下，所以它才把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提高到了精致化境界。现代小说家中，鲁迅先生无人能出其右，固然是他思想太深刻了，让人望尘莫及，可是难道仅仅因此吗？
当然，不是说非成为鲁迅那么出类拔萃的文章家，才可以做小说。
但做小说的，至少心里有一些文章意识，总应该吧？近年中国小说，艺术的质地降低，我认为与作家的文章修养不佳有直接的关系。一些２０来岁小说家，连文法都不通，却写出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这样的作品，是无从谈论什么文章意识的。不过，小说欠缺文章意识，并不自近年始。孙犁先生多年来大家一直没有忘记他，其实也是因为他在半个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比较难得地有文章意识。汪曾祺先生亦如此。
晚辈作家中，贾平凹、阿城、韩少功、张承志、余华、叶兆言，算是“心存文章”的几位。然而，这样的小说家太少了，而且越来越少。
摘自《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