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性形容
毫无疑问，毛泽东既是如此追求“怅寥廓”之境，在形容词上肯定会有所体现，如取大不取小，就高不就低之类。果然，经查询，“大”出现二十一处，“小”仅六处；“高”出现十六处，“低”竟不著一字。“高”和“低”的区别价值不大，“大”与“小”的悬殊则绝对是充满毛泽东特色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古诗词中，“小”的功能远在“大”之上，其出现频率，也远非“大”能够企及，大致相当于将毛泽东诗词中的“大”“小”比例正好颠倒过来。就古诗人而言，诗味的较量，匠心的包孕，从来不是体量上的攀比，而更像是某种私底下的较劲，以深化意味，濡染诗情，当此之时，“大”便常常显得大而无当，搔不到痒处，不如“小”善于见微知著，“于细微处见精神”。毛泽东当年欣然为江青所摄的一张庐山风景照题词，当不完全是为了取悦妻子，而是照片传递出的“暮色苍茫”气息，确确实实打动了诗人，因为那正是最容易唤起毛泽东诗情的东西。毛泽东“形象思维”的特征在于，他不屑于抒发春恨秋
又，毛泽东似于“横”字深具会心，竟至出现十处，著例如“横空出世”、“沧海横流”、“江河横溢”、“万里长江横渡”等。“卷”亦深喜，故达七处，且多为描摹风姿，如“西风漫卷”、“红旗漫卷”之属，而非“帘卷西风”或“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之类。
性喜填词的毛泽东，虽然推崇所谓“豪放”派，但他显然也知道，“豪放”绝非长短句的正宗，而只能算作旁系，所以他有次曾提到自己也有“不废婉约”之好。这里便闪出一个小小的疑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诚然是极富智慧的古训，但似还漏掉一项，即“工欲善其事，必先择其器”，因为所择之器不当，即使百般研磨，仍可能南辕北辙。事实上苏东坡之词虽“旷”，辛稼轩之词虽“豪”，若以量而论，二人词作中的“婉约”之情，仍较旷达、豪放之情为多。性喜作“豪放”语的毛泽东，为什么偏偏喜欢选择一种公认不擅长表达豪放之情的体裁呢？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虽然说过“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而于“要讲平仄”的律诗一道“还未入门”，仍不足以释人疑窦。数十年来手不释卷且展读的多为古国经籍的毛泽东，不可能连长短句的命门都不知道。也许，我们只能将此理解为一种蓄意，一种词人的抱负，即毛泽东刻意欲使古老的长短句老树发新枝，以承载起完全不同的精气神。
所以，若我们以长短句的惯常造语风格与毛泽东词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出入极大。宋人在长短句中好弹眼泪，好作悲愁之语。以“愁”字而论，即使豪迈逾恒的大词人辛弃疾，仍极为热衷，名句如“罗帐灯昏，呜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将愁归去！”“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等。而名篇《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更显得是一位说愁识愁的大家。反观毛泽东词札，愁仅五现，且多出现在“少年不识愁滋味”之时，一九二七年以后，则不复愁矣。“泪”字情况与此类似。
若是骚坛巨匠，也未必不可以悲哀之词表豪放之情，“以乐景写哀，哀景写乐”之法，先人在《诗经》中已有过尝试。毛泽东似于此道稍逊，处理相对较为简单，习惯以巍峨之词表巍峨之情，于个中微妙的转换，知会无多。换句话说，毛泽东笔下的豪放之情，多类云端中语，气势固然不同凡响，但较难在具体的现实之境中找到着陆点，这便难免给读者的欣赏带来不小障碍。其“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固可借用王国维评语“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而其“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昆仑山）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等语，虽豪情万丈，却是极难想象的。虽然轰然叫好声不绝于耳，我还是要承认，它们有流于概念之嫌。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时，曾在《水调歌头》中写出“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之句，二十年前那场关于“歌德还是缺德”的讨论，曾颇涉此语。按此两句应为毛泽东对眼前故乡风物的据实写照，但事实上却与眼前风物关系甚远，当年的井冈山，不可能有此景观。这便给了我们一种有益的暗示，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也许是过于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之故，故笔下之象，往往只是心象的折射，而与现象本身相去甚远。
中国古代大诗人，往往文心绵密，著眼匪微，寄慨独特，诗眼诡谲，俾翻新旧物，求生面别开。毛泽东则独标高格，拂尘去屑，独欲效鲲鹏展翅，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浑不愿对春江鸭足、东篱野菊乃至绕床饥鼠有所措意，遂使气度孱弱如我者，读后偶尔会感到不知所措。
五、字不重犯
字不重犯，严格地说这不仅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创作原则，有抱负的文士甚至写散文时，也会加倍留神，尽可能避免让某个词（虚词、助词除外）与读者反复照面，否则，难免玩忽职守之讥。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排斥例外的规律，“字不重犯”法亦然，倘是高手巨擘，天眼既开，自无妨随心所欲，不必拘泥。就是说，诗人若明知“字不重犯”法而仍一往无前，通常总表明他有非如此不可的道理，于是，李商隐在一首仅二十八字的《夜雨寄北》中，公然让“巴山夜雨”呈骈出之势，元稹在仅二十字的《行宫》中，竟让“宫”字与读者再三致意，有恃无恐之态，何假辞色。诗仙李白之名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辛弃疾“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冒犯成法之意，亦似明目张胆──当然，此究属特例而非常例，所以即使高明之士，亦不敢因技痒之故而反复逞强，把件稀罕事弄得丧失了“陌生化原则”，倒也得不偿失。结果，我们反而看到了一个规律：诗词中若出现违反“字不重犯”的例子，其诗情诗味往往还格外蕴藉丰饶些。这是因为大诗人既然想违规犯科一下，自然会想到“不打无准备之仗”。
回头检点毛泽东诗词，我发现“字不重犯”法不仅屡遭攘击，且除“我失骄杨……”二句外，鲜有非如此莫办的理由，只能轻而言之按疏忽、失察论处，重而言之按不通、业余苛责。《沁园春·雪》和《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均一诗“万”三现，《送瘟神·其一》中“千”和“万”各现两处。这且不论，何况太白亦有此习，虽然多是出现在对格律要求不甚严的“古风”体中，而非最需“加强纪律性”的“七律”（如《送瘟神》）之中。《沁园春·雪》二三句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第二字均为“里”，词境一无拓展，只是借喋喋求深化而已，“千里”“万里”，就肉眼角度看来，直如同义反复，视觉意象均为平面铺陈而欠缺立体感（这也使下文“欲与天公试比高”缺乏照应）。倘将前一句依毛泽东本人的个性意象改成“百丈冰封”，是否稍好些呢？毛泽东最为出格之处，私意以为在《卜算子·咏梅》中。“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按两句最可惊异者，在第四字均为“春”。若假设词人具大家手笔，我们当能从此两“春”中得到相对更多的审美愉悦，正如我们曾从李商隐叠用“昨夜”中得到过莫大享受一样。但也许是我的鉴力太低下了，因为我不仅没瞧出什么韵外之致，反而越来越坚信这是一次误操作，第一个“春”系“冬”之误。春天才“归”又“到”，虽然在感受上并非不可能，但又与“梅”何干呢？“归”“到”之间又焉能速成出“悬崖百丈冰”来呢？诗题既为“咏梅”，当以贴合梅的生理特性为宜，梅的生理特性（其审美特性即由此生发）正在于它能够“经冬复立春”，笑傲霜雪，然后报告“春消息”──这已不是“字不重犯”的问题了，而是诗意是否准确到位。当然，即使将首“春”改为“冬”字，诗句也未必就佳，但至少可确保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