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吟诗五十一载，诗囊里仅得区区六十二首，平均九个多月一首。当然毛泽东不是职业诗人，既无啸聚林下之缘，亦乏桑间濮上之好，“军情急”、“飞鸣镝”之时常常无暇在马背或担架上吟风弄月，有此六十二首，应按不易视之。但若换一个角度，以产量之多寡验证才能之高低的余光中先生的见解，倒也忒为歉收了些。写诗纵然无法倚多为胜，但以寥寥三千余言而蔚成“横绝万古”的大诗人，别说二十世纪，放在十二世纪也属不可思议，比老子仗五千言“横绝千古”还要神奇。产量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忽略不得的，所以当年钱锺书提到长篇小说《百合心》手稿失踪而自己又无力续补时，尝自嘲道：“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事实上当初“注家蜂起”竞夸“伟大的史诗”之时，可以读到的毛泽东诗词，更是只有区区两千言，三十六七首。
毛泽东至少还写过一首诗，内有句云：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不过就产量而言，多此一首似不能于事有补。稍觉有趣的是，毛泽东诗词与曹操留传下的二十六首诗，字数上倒大体相当，只是《魏武帝集》早已亡佚，我们无法断定曹操现存诗作，只是他全部创作的多少分之一。毛泽东诗词虽也难免会有散失，想来总不会太多，何况毛泽东有将不愿示人又不忍湮没的诗作抄送身边工作人员留存的雅好，如《虞美人·枕上》就是这样被保存下来的。
二、数词研究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数词的作用不可小觑，在对仗句中尤能露脸出彩。无独有偶，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数词也占据了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经统计，毛泽东诗词中共出现数词（含几、半）一百九十四处，平均每首二点八个。这也许说明不了多少问题，但进一步的统计则是富有启示的，即毛泽东相对喜欢用数量单位更大的词。如果功能繁多、负荷惊人的“一”（四十八处）可以姑置不论，我们发现，毛泽东使用数词的频率，与该词的实际大小有一种惊人的同步关系。分别是“万”三十四处，“千”二十四处，“百”十六处，“十”九处，“九”七处，“八”六处，“七”二处，“六”二处，“五”十三处，“四”三处，“三”十五处，“二”三处。另有“亿”二处，“几”七处，“半”三处和“卅”一处。读者当然知道，在中国古典文学里，“三”和“五”是比二四六七八之类更大些的词，因为它们往往具有“实则虚之”的功能。
我认为，不是数词的出现频率，而是数词的排列关系，更具有毛泽东诗词的典型特点。毛泽东诗词之所以常被论者说成“气魄宏大”，部分得归功于此中的“万”“千”气象。因为以如此庞然数词领起的句子，往往难以手接体察，读者非得昂首张臂，想象自己正背负青天，方能依稀追其大概。简而言之，这样的数词，事实上已被高度概念化和象征化了，无法据以求实。比如，毛泽东一九三○年二月到一九三三年春天共填写了三首词，分别是《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和《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有趣的是三首词都提到了工农的数量，先是“十万工农下吉安”，夸张得还算节制，五个月后骤然扩容至“百万工农齐踊跃”，又过七八个月，忽已成“唤起工农千百万”了。这些当然不能视为科学的统计数字，就像“白发三千丈”一样。
就“万”而言，古人也较为习用（虽然总体使用频率不及“千”字），但对该字表情功能的理解却与毛泽东颇有出入。许是古时人口较少，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古诗人气魄也较小之故，古人笔下的“万”，较少用以形容人力的繁盛或自然力的壮观雄奇，倒是更喜欢借用来强调处境的寂寞无助、情感的萧索灰黯，如“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心若垂杨千万缕”，“万事一身伤老矣”，“万事到头都是梦”等等，与毛泽东笔下之“看万山红遍”、“春风杨柳万千条”、“寥廓江天万里霜”、“万木霜天红烂漫”、“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之类，立意迥异，品格不同。
三、意象分析
不知毛泽东酒量如何，估计不大，因为有诗为证。诗人善饮，这是公论，虽然未必符合事实。但如果诗人果真善饮，至少中国的情况是，它必定会在诗中体现出来。比如李白喝的多为“美酒”，同样善饮好饮却囊中羞涩的杜甫却只能以“浊酒”解馋。酒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角色至关重要，以至自陈不善饮的苏东坡，都多少有点附庸风雅地在诗中经常铺陈酒事。若以之与诗人毛泽东对照，特征立显。毛泽东诗词中只在三处提到酒，且无一表现自己在喝酒，而是多把它理解为凭吊故人的现成道具（“吴刚捧出桂花酒”，“把酒酹滔滔”，“望灵荐杯酒”）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古代大诗人还不曾有过如毛泽东这般无视酒德酒趣的例子。毛泽东诗词如果真有“横绝万古”的一面，对酒的忽视乃至无视，私意以为可算上一功。因为，酒固然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出没频频，但总体上看，实在是颓废之日多，助兴之时少，以至它除了能使诗人写出大量忧忿填胸、“举杯浇愁愁更愁”的诗作外，对诗人生命境界的提高几无益处。“醉里挑灯看剑”的俊杰，百里难挑一二，感叹起“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却一个比一个来劲。相比之下，毛泽东诗词中对“酒”的断然舍弃，虽有可能失落若干滥套诗味，但于古国诗情的推陈出新，却可能大有裨益。毛泽东多次提及自己的作品“诗意无多”、“文采不佳”，自贬中是否也暗含了若干自傲呢？
与他在数词上贪多务大的爱好相承，在意象上毛泽东同样好作“逍遥游”。他笔下出现次数最多的自然物，以“天”（宇、空）为最，共六十九处，正应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叹；“山”（峰、昆仑）、“风”次之，分别是五十三处、四十处，亦仿佛“隔行如隔山”之歪解。水景中最喜用“江”（二十三处），“水”、“海”次之（一十四处、九处），“河”仅五处，颇为中国古诗人偏爱的“溪”，胸有丘壑的毛泽东因嫌其小，遂至弃绝不用。毛泽东对大自然的雨雪风霜似心存厚爱，统计结果分别为：“雨”十二见，“雪”十三见，“霜”八见。就“天”而言，毛泽东的用法同样与古人有着立意与境界之别，古人之“天”，未必涤荡心胸之物，而是较多地映射为愁惨的心灵之光，如“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雁飞残月天”、“多少暗愁密意，惟有天知”或“三十三天，离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之类，相反，毛泽东笔下的“天”，往往秋光灿烂，空阔无边，贯彻着某种革命巨灵神般的超凡意志，并经常被借用来比喻人间沧桑，如“天翻地覆慨而慷”、“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一唱雄鸡天下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等等。毛泽东虽然偶尔也有“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之类句子，沉郁悲凉，乍看之下与古诗人无异，然下紧接“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便仿佛一种境界拗救法，将前句中的愁云惨雾立时扫落一空。早岁作品《七古·送纵宇一郎》中之“无端散出一天愁”，也立刻被次句“幸被东风吹万里”稀释，待到“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之时，已是一片雨霁云收、如日方升的豪迈气象了。
有些意象是毛泽东特别偏爱的，“风雷”首当其冲，其固定搭配竟至五见。“长空”、“鲲鹏”次之，各三见。个中“长空”意象性稍强，“鲲鹏”属神话动物，难以蠡测，“风雷”原系自然界风霜雷电的概称，指认亦大不易。我们无法肯定毛泽东是否像奥林匹斯主神宙斯那样，于“雷”情有独钟，因为一则自然界本无“风雷”之物，一则除雷前添风外，毛泽东诗词中又别无雷霆轰鸣。辛弃疾《水龙吟》中曾用过一回“风雷”，道是“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与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之“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七律·有所思》中之“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实在算不得同一种雷。我们还发现，毛泽东诗词中实有景物较少，相对不起眼的冬虫夏草尤少，且即使出现个别实有动植物，亦大多被高度抽象化和概念化了，原物既经升华蜕变，自然也就难以捉摸。如“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两句中虽出现四种禽类，但因借庄生寓言以说法，作为读者也只能从揣测作者寓意的角度着手欣赏，不必设想“昆鸡”到底是啥模样，何况也许它们本来就没有模样可言，只是充当表意符号。
可以稍加评论的是，诗人毛泽东观照世象的视点，常常是俯瞰式的，他的眼睛天然长于远眺而短于近瞻，长于（或热衷于）概观而短于（或不屑于）细察。作为政治家固宜高瞻远瞩，“风物长宜放眼量”，但就写诗而言，望远镜是否比显微镜更能瞧出诗中三昧，无疑是可以另行探讨的。诗人的素质要求与政治家的胸襟气度，不完全总能并驾齐驱，这便需要寻找一个更好的结合点，以便既能使“旧诗”的品格得到丰富，境界得到提升，又不至于使深具“旧诗”审美品质的诗情诗味沦丧太多。这是诗人毛泽东需要单独面对的一个课题，旁人无法代庖。旁人既不具备他的身份地位，也不具备他自出机杼的情感构造。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他只能独辟蹊径，沿途甚至找不到一位志同道合、砥砺切磋的伴侣。所谓“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或许即此之谓。